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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的政治起源

  饥荒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诅咒。从贯穿于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整个发展进程审视,它不仅对人类生命造成巨大创伤,也对社会价值、社会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研究者早就注意到,饥荒绝非纯粹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特别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饥饿和饥荒现象依旧存在。

    法国经济学家西尔维•布吕内尔投身全球消除饥饿事业30余年,根据多年研究所著《饥荒与政治》一书,专门论述了饥荒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她开篇就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肆虐。”布吕内尔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布吕内尔首先区分了饥荒与营养不良、饥饿的区别。饥饿现象以营养不良、饥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营养不良是食物配给中量与质的不平衡,而饥荒是饥饿的极端形式,是群体性的食物供应绝对断裂,并在短期内造成死亡,并无任何措施终止食物短缺。

    饥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群体的,而且目标明确。换言之,在饥荒中受到伤害的总是类似的群体。从全球角度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食物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达国家则面临营养过剩的问题;就一国内部而言,主要是农民和产业工人饱受食物匮乏之害,而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则能从饥荒中安然脱身。    理论上来讲,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所有人都能免受饥饿之苦。如果全球食物能得到公平分配,则每人能够获得热量2700卡路里,大大超过了人体生理需要的2000卡路里。这就意味着,饥荒问题之实质是分配问题。一部分人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另一部分人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权。

    显然,现代的生产、运输条件,可以有效遏制灾荒的出现,但现代社会的灾荒仍层出不穷,这里面必然包含着一些人为的故意的因素。作者对现代灾荒进行了类型学划分:“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是由传统的“刻意饥荒”(刻意制造的饥荒)演化而来。“刻意饥荒”目的是通过切断食物来源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势力置于死地,或以此为武器来征服一个群体,占领其土地,是一种类似于种族屠杀的血腥政策。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刻意饥荒”受到来自援助组织、世界舆论的压力,演变为“被否饥荒”。为维持政权生存,策划饥荒的统治者往往否认饥荒的发生,拒绝接受国际组织和外部媒体的介入调查。如1973—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1974年的孟加拉灾荒、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灾荒,分别造成5万人、10万人和150万人死亡。这些灾荒有些因自然原因而起,有些因政策失误而起,但均为维系政权考虑,而不可理喻地否认存在大规模灾荒,且 阻挠国际社会的援助。

    与此相对照的是“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这是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心而故意夸大现有饥荒,以获取国际援助,但不幸的是这些援助往往流入统治者自己的腰包,惠及灾民的微乎其微。在这些饥荒中,灾民成为物质利益交换的人质和筹码。1986—1988年的苏丹饥荒,1996—1998年的朝鲜饥荒中,皆有上百万人死亡,其政府以此呼吁国际社会进行援助,但国际援助的食品很少到达灾民手中。

    “人为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是为达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目的,故意剥夺一部分人获取食物的能力,制造饥荒现象。在一些降水充足,资源丰富,人多地少,土壤肥沃的国家如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苏丹南部,本不应该出现饥荒的,却长期成为饥荒的牺牲品。

    通过对历史上大量案例的回顾,布吕内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意图。即便是那些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大灾荒发生时,粮食生产仍然充足。1943年的南亚饥荒、1973年孟加拉国的饥荒,粮食产量并未大幅减少。1845年的爱尔兰、20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20世纪90年代的苏丹,尽管发生了灾荒,但这些国家都继续对外出口粮食。

     由是观之,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自然灾害不足以酿成大规模饥荒,而政治秩序的失败、经济混乱、社会失范才导致了饥荒的出现。正如布吕内尔指出的那样,饥荒从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本书虽非皇皇巨著,但也鞭辟入里,对饥荒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精辟的解读。

    然而本书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是作者对饥荒进行的分类标准不一,逻辑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次,在结论部分,作者过于强调国际因素对饥荒现象的作用,呼吁国际社会停止纵容饥荒政权的存在,拒绝对制造饥荒的国家给予援助。这虽然可以遏制“外示饥荒”现象的发生,但难以杜绝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制造的饥荒。而且作者提出解决饥荒现象的办法,只是笼统地号召要建立民主制度,而这一“药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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