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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经济学人在八○年代光荣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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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红■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0月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重温1980年代,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第1代

 【代表人物: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马洪、蒋一苇、杜润生 等】

  按照柳红的理解,投身80年代经济改革浪潮的中国第一代经济学人,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却又最早发觉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所以仍然是这些人,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尽管那时,结局尚遥不可知。

  三个人未能写出一本书

  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到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三人,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位学者加上许涤新,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谁会想到,陆定一交派的,竟是一项耗尽三位学者毕生心力的艰难任务。

  三人领命回去,各自组建写作班子,埋头钻研。然而风云变幻,在“文革”中,孙冶方被打成“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关进秦城监狱。这位16岁入党、17岁留学莫斯科的老共产党员,在狱中依然想着他要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遍遍打着腹稿。一共21章183节,孙冶方都想好了,只是他没有纸和笔,惟恐自己忘掉。

  薛暮桥是从国家统计局局长兼计委副主任的位子上被打进牛棚的,他老老实实把《毛选》读了四遍,写了本《毛泽东主席论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他想再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却越写越没思路。这方面,于光远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领导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写作组,按照《资本论》的思路,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196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社会主义部分,到于光远在“文革”中被打倒,也一直没写出来。

  这是80年代的史前史。1978年,阴霾散去之后,我们所要讲述的故事才真正开场。

  孙冶方在狱中打了85遍腹稿,出狱之后立刻开始拼命工作,无奈肝癌袭来,1979年,他病倒了。孙冶方曾是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所里的学者们首先想到,要赶紧抢救孙冶方的腹稿,由吴敬琏、张卓元等七人组成的写作小组,从1980年1月开始进驻医院工作。孙冶方躺在病床上口授,七人小组负责记录。按照孙冶方的设想,似乎可以写出一部逻辑严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越写越觉得,传统理论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在吴敬琏的回忆中,孙冶方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可他在苏联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根深蒂固,“他固执地认为,经济中的基本比例关系是可以用计划协调的。”孙冶方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思如泉涌,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却下笔艰难,有时一篇文章几个月都写不出来。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抱憾离世。

  薛暮桥是孙冶方的堂兄,在1979年4月,两人曾在无锡的同一家宾馆里,各带一班人马写书,不过这时的薛暮桥,已经放弃了写教科书的任务,他在目睹的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前果断转向,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年12月出版,两个月内300万册一抢而空。

  那年在浙江,薛暮桥看到回城待业青年到省政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当时全国待业人员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21个省有青年集会游行,甚至绝食请愿,惊动中南海。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所有制结构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束缚生产力发展?在目前,留一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

  于光远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们取得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于写出一部有高度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说是很不够的。”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洋洋七卷,一面执着于政治经济学探索,一面论述所有制问题,呼唤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今年,于光远已经95岁,是经济学界“四大名旦”唯一的健在者。

  1983年,薛暮桥又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修订稿,他登门请30年前布置任务的陆定一作序。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站在新的历史门口,继续兑现当年的千金一诺。

  工经所群星与农村改革先锋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2号院里,有三座红色砖楼,其中2号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经济研究所的办公地。集合了马洪、蒋一苇、孙尚清、周叔莲、吴家骏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家的“工经所”,就在这里绽放光彩。值得提到一笔的是,日后走上国务院总理岗位的朱镕基,就在1978年调入工经所。

  工经所是“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简称,首任所长马洪,1950年30岁时就担任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1961年他参与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行内人所言《工业七十条》。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泽东直到临终,枕边都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马洪本名牛黄,马洪这个名字还是18岁到延安时,陈云让他改的。在工经所,孙尚清是马洪的多年搭档,他俩的组合被称为“牛黄上清丸”,这个玩笑名号流传甚广。

  一段时间内,马洪除了担任工经所所长,还同时是社科院院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横跨政学两界,得以调动许多资源。在所里,年轻人叫他“好老头儿”,因为马洪性情宽容。后来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的丁宁宁,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众起身,指着马洪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马洪淡淡说句:“说话要有根据。”若无其事,继续主持会议。

  马洪最大的优点是慧眼识才。当年马洪对于光远说起,需要办刊物作为改革的阵地,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用。”这人便是蒋一苇,确为办刊专家,1949年就在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1959年担任刚成立的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9年被划成“漏网右派”。马洪把蒋一苇调进工经所任副所长,筹办《经济管理》杂志。蒋一苇用了两个月创刊成功,这本专门探讨经济管理问题的月刊,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

  工经所群星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80年代的农村。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中,95岁的杜润生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尊敬。1979年杜润生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杜润生巧妙地在妥协中前进,比如他成功地让中央文件上出现了这样的选择题:“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结果文件发下去,农民们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纷纷兴高采烈地选择包产到户。

  杜润生常去农村考察,奔走于田间地头,跟着他跑的年轻人有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都是后来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最早创建者。王小强第一次见到杜润生时,杜老劈头就说:“你的文章批判得淋漓尽致,站在岸上指手画脚,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王小强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而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杜润生又很聪明地利用了年轻人的闯劲。曾在农研室工作的张木生说,80年代有一次他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同去的几个青年,用数字模型证明,中央只要用保护价收购128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可以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青年人还这么保守,中央留1000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个青年就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得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马上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从中南海出来,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年轻人张狂,没想到杜老嘿嘿直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第2代

  【代表人物:刘鸿儒、刘国光、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董辅礽 等】

  80年代的第二代经济学人涵盖广泛,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是在民国时期受过教育,有的是1949年后系统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知识,还有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学者。从辈分上看,第一代学人是他们许多人的师长。谈到经济学界的人才培养,就会提起一个地标:五道口。

  从五道口到颐和园

  如今的五道口地区高校云集,亦是繁华闹市,而在1981年,这里还是一片菜地,从北京北站出发的京包铁路在此穿过,火车道口的大喇叭重复播放着:“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不要抢行,不要穿栏杆。”老百姓并不知晓,一群金融精英和他们的学生,正在时代的列车上呼啸向前。

  自1949年到70年代末,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现代货币银行业,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商业银行,连中国人民银行也并入了财政部。到了80年代,决策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要建立真正的银行,必须自己办学,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在刘鸿儒的主导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应运而生。

  刘鸿儒生于1930年,1980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当时为了创办干部进修学院,中国人民银行买下了五道口东升公社新盖的卫生院,是一座工字形的二层红砖楼。有关部门说卫生院是违章建筑,勒令进修学院搬走。结果不仅进修学院没走,研究生部又来了,租下了十几个房间做教室和宿舍。甘培根是研究生部主任,相当于校长,师资队伍则接纳了民国时期的许多海归人才和旧银行职员,如丁鹄、林志琦、周林等。北大的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等学者,被聘为研究生部学术顾问。研究生部最初的整套教学大纲是厉以宁帮助制订,他也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

  刘鸿儒自己主讲金融体制改革,在1986年,他常常白天在国务院开会,晚上到五道口和学生们谈论白天的话题,以至于五道口的学生因如此贴近改革实务而骄傲。这里也确实人才辈出,前任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女副行长吴晓灵和胡晓炼,就是五道口的同班同学。

  除了五道口,还有一次为期仅7个礼拜的讲习班,也为80年代的经济改革,“速成”式地输送了一批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就是有着经济学界“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

  1980年夏,颐和园蓬莱岛,100名学员参加了“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的培训,讲课的是7位美国教授,领头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的许涤新与克莱因搭上了线,经济所张守一负责具体操办。但是学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100名学员大多四五十岁,专业学经济的,数学知识为零;专业学数学的,经济学知识为零。美国教授讲的课大家听不懂,怎么办?张守一想了个办法,请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等来讲数学,请北大的厉以宁等来讲经济学,白天外国人讲,晚上中国人讲。

  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看到讲习班的消息时,已经开学了,茅于轼找上门去,终于被接纳,这年他51岁。“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白天听课,晚上交流,有时还安排报告。我就做过‘择优分配’的报告。”茅于轼还讲了个笑话,那时人们没喝过矿泉水,一位学员把美国教授上课剩下来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对大家说:“一样,一样!”1980年的中国百废待兴,美籍教授粟庆雄回忆当时来中国讲课的见闻:“我们住在友谊宾馆,一路上很少汽车,都是脚踏车,马车也不少,马匹沿路排泄,又脏又臭……故宫的建筑庄严宏伟,举世无双,但宫殿地上痰迹斑斑,肮脏无比。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记着:老天也该帮一帮这个残破的国家。”

  中国学界也意识到了与世界的差距,第二代经济学人中,黄范章、乌加培、赵人伟、吴敬琏是社科院经济所向英美最早派出的4位访问学者,他们幸运地抓住了历史的机会,发奋学习。吴敬琏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1984年回国时,他给家人带回的“洋货”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布拖鞋,旅馆发的肥皂、浴液、洗发精,最高级的是彩色胶卷。当时规定公派研究人员每月可拿450美元,吴敬琏省吃俭用,攒下钱买了一台Digital牌计算机送给经济所。可是直到数年后他调离,也没见所里把这台机器开封。

  上街吧,全民共话改革

  80年代中国改革的推进,需要把经济学家们在书斋沙龙里议论的主题,变成老百姓的日常话语,“需要把改革的底交给群众,同舟共济,共同承担改革的欢乐和风险。”柳红写道。在1987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GDP突破千元,改革的成效业已显现,群情激昂,出现了全民热议改革的局面。

  1987年1月20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经济日报》、《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发起了“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知识竞赛”,试题在报刊上登出,答题可以查阅书报资料,通过笔答产生1132名优胜者,前12名再参加电视演讲赛。这场知识竞赛吸引了近十万名各界群众参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出席颁奖仪式。

  到了这年5月10日,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走上街头,来到王府井、西单、火车站等地,和过往行人对话改革。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挂着横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咨询”,原本安排经济学院100人上街,但是社会学系和国政系的学生也要求参加,来了130多人。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两千多人提问,两万多人驻足旁听。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站在街上,直接同老百姓对话。为了满足更多人对改革信息的需求,高尚全主编了《中国经济改革200问》,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序言中写道:“这种对话方式过去就有,但后来不知不觉地就废弛了。这种方式本来是同群众、同党外人士平等协商、对话的极好方式,现在把它在新情况下恢复起来,可以说是十分有益的。”

  事实上,这种大胆的思考与讨论,在“拨乱反正”初期就已经在党内渠道展开,只是数年后才逐步扩展到全社会。1978年12月有份内部刊物创刊,名为《未定稿》,不定期刊行,每次印刷三四百份送社科院各研究所,也送中央、各地省级政府及部分高校。1979年,胡耀邦在《未定稿》上读到刘国光和赵人伟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胡耀邦批道:“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

  刘国光,1923年生,西南联大出身,受教于陈岱孙、赵乃抟、徐毓枬等名师。1957年孙冶方调入中科院经济所,刘国光成为他最器重的年轻人。“文革”结束后,刘国光家住三里河二区,赵人伟住三里河一区,两人走动频密。更多则是谈论改革,胡耀邦读到的那篇文章,就是两人合作的成果。前文提到,赵人伟是社科院经济所最早派出国门的4位访问学者之一,1982年49岁的赵人伟飞赴牛津,这机会也是孙冶方给争取来的。1980年赵人伟陪英国经济学家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孙冶方,聊到投缘,孙冶方指着赵人伟对布鲁斯说:“让他跟你去学吧。”布鲁斯一口答应。在牛津,布鲁斯步行,赵人伟骑自行车,给教授打扫卫生的服务员开汽车上班。“汽车不是身份的象征,”赵人伟感叹,“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所,董辅礽当了多年副所长,当所长则只有三年(1985-1988)。然而谈起经济所80年代的辉煌,他的影响力却是深远而长久。1978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董辅礽发言:“必须改革国家所有制……使国家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简而言之,就是政企分离、政社分离,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董辅礽语惊四座,只是惊在人心里,会场上却极为安静。此时正是“两个凡是”时期,董辅礽把会上的发言写成《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发表。有人逼他检讨,他拒绝,说自己没错。

  “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

  “片面性也没有。”董辅礽回答。

  第3代

  【代表人物:王小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 等】

  第三代经济学人的主体是“老三届”,他们是“文革”的参与者,在70年代末重新接受教育,随即投身改革洪流。

  农发组和莫干山

  在北京,聚集着这样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陕西回来的王岐山、山西回来的王小鲁、东北回来的周其仁等等。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热衷于聚会谈论国家大事,纵横捭阖,豪情万丈。最早一次人很多的聚会,是1979年冬,在东单西总布胡同,翁永曦所在的《中国农民报》办公室,屋里生着炉子,挤了40来人。

  散会后大家意犹未尽,第二次就约到社科院研究生院。那时研究生院没有校舍,借用的是北师大的板房,一群青年星期天声称要复习功课,从学校拿到了钥匙。第三次聚会规模更大,不知谁借到了车公庄市委党校礼堂,去了一两。这样的聚会只要定下时间地点,就全凭口耳相传,大家见面就有共同语言。青年们的圈子不断扩大,最后形成了固定组织,这就是“农发组”。

  农发组的全称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自1980年9月开始组建。当时他们写出了一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计划的总体构想》,设想研究人员以中青年为主,自愿参加,“不急不怠,人人动脑;不干则已,干则必成。”10月,他们设计出了组织架构,由社科院农经所联络有关人员组成研究组,成员包括社科院、中科院、农科院、人大、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30余人。

  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农发组借到一间活动室,办了30个借书证。为了筹集经费,青年们还去了邓力群家。邓力群曾是刘少奇秘书,时任社科院副院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那天,邓力群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家中商讨,当即决定拨给农发组2万元。在1980年,2万元是一笔巨款。

  1981年2月11日,农发组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在北大招待所召开,王小强记载:“说是‘大会’,不过三四十个回城知青。”然而,邓力群和杜润生这两位中央核心智囊亲自出席,支持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确实罕见。农发组成立后立刻投入基层调研,他们参与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这份文件改变了历史,肯定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终于合法了。

  全国范围内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则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正是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人脱颖而出,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上山”开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当年都只有三十多岁,他们认为“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登出了“莫干山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负责审阅论文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原则是每个省选5人,共150人。

  “莫干山会议”挖掘了一批人才,很多参会青年后来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中青年”也成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这年12月,他就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青年经济学家们还三五成群,形成了若干组合。开青年组合先河的是经常联名写文章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莫干山会议”以后,华生和何家成为首的组合也多有创见———他俩都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1985年毕业时,恰逢已经当了7年副所长的董辅礽上任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实行所内重组,破格提拔:成立微观经济室,任命华生为主任;成立宏观经济室,任命何家成为主任。前辈经济学人和新生力量,在80年代风云际会,共同奏响了改革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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