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尔用一个简要的原则来证明民主的正当性。他说：“每个人都有资格统治自我。”（《民主及其批评者》，吉林人民出版社）这个被达尔称为“强势的平等原则”之所以“强势”，在我看来，是因为它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民主最基础的两种价值———自由与平等。
与平等和民主的关系不同，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从自由的古典含义来看，自由与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就像伯林所说，那些富有想像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以及各种各样的少数派，生活在像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那样的地方，远比生活在同时代的那些民主制国家更为自由。当然，伯林的意思应该更准确地理解为，古典意义的自由与国家政体不存在逻辑上的关联———自由，先于各种政治制度的存在而存在。
那么，伯林所谓的古典意义上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消极自由”。霍布斯说，自由人就是不受阻碍地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人。爱尔维修说，自由人就是没带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没像奴隶那样一直处于惩罚恐惧当中。他们所谈论的自由，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即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这是一种“免于……”的自由。
相对应的，伯林还提出了一个不那么古典的自由的概念，即“积极自由”———自由，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它是一种“去做……”的自由。
如果人们觉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区分还是有些含糊的话，那么可以借助查尔斯·泰勒的解释，将消极自由当作一种“机会概念”（《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有多少门向我敞开，有多少条路供我选择？这就是消极自由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泰勒将积极自由称为一种“操作概念”（我个人觉得它更像阿马蒂亚·森强调的那样，是一种“能力概念”）。那些门我能不能自己开关？那些路是不是由我管理？如果不是我自己在负责，那么谁在负责，他们凭什么？这些问题则是积极自由所要解决的。
这时候就很容易辨识出，与民主有着内在联系的，正是积极自由的那一部分。因为无论是“操作”还是“能力”意义上的自由，总会部分地涉及到人群、集体、社会的自我统治问题。事实上，我认为积极自由的含义就是“自治”———将达尔的强势平等原则与沃尔泽的复合平等观联系起来，就会明白这一点。
尽管伯林辩解说，他并没有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出褒贬的意思，从他的文章中仍然可以看到，虽然他对消极自由有可能滑向“放任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对积极自由被歪曲和滥用的危害更为警惕。他的警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看到当时的极权主义国家肆无忌惮地歪曲自由，声称只有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这简直是对自由的无情的讽刺”（《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伯林反对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而不是积极自由本身。没有积极自由，民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何防止积极自由的滥用，我曾在《自由：“为了你好”的危险》中谈了很多。但我认为，只要时刻不忘“统治自我”这个词的本意，时刻意识到自由的主体是“我”，不是“你”或者“他”，更不是政府或者国家，就不至于陷入危险之中。
不单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面临各方的诘难，作为操作概念和能力概念的自由也同样存在模糊之处。因为在不同的领域，自由的确有着不同的形态，自然也有不同的含义。政治自由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在这一领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认识的不断演变，社会自由、道德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已经让“自由”一词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一方面，我们不能用“耍手腕”的办法（泰勒语，《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星出版社）将含义越来越丰富的自由硬塞到某种框架中，声称它与人们其他的追求目标，譬如正义、团结、平等等等天然地一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局限在各种概念区分中，失去了实践的勇气。而多元民主的社会正好能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鉴于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日益密切的关系，我比较赞同阿马蒂亚·森的态度。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通过严谨的数据告诉人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如果说那些富裕的民主制国家没有饥荒容易理解，那么为什么1979年至1981年和1983年至1984年间的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在粮食生产分别下降17%和38%的情况下成功避免了饥荒，而同一时期，粮食生产下降不过11%和12%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却发生了大规模饥荒？印度曾持续不断地发生饥荒，为什么当它于1947年独立后却再无饥荒踪迹？森的结论是，饥荒是很容易防止的，但它非常依赖于保障权益的民主制度。很多国家发生饥荒，根源在于权威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在政治上无所顾忌———饥荒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却从来不曾杀死过国王、总统和军队首脑。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森令人信服地把以饥荒为典型的贫困视为实现自由的“能力缺失”（《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为人们如何看待自由，特别是积极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经验主义的视角。用伯林的话来讲，这是一种现实感，一种值得嘉许的政治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