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且哲学功底深厚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几年来一直关心“自由与正义”的话题，例如在早先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他就论证争论传统对印度民主制度的正面影响，以及由民主趋正义的社会体制将在未来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新出的《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森认为，可以通过宽容多元、推进沟通来免除战争和冲突，从而到达正义之境。但是，当下世界冲突的困境在于分崩离析而又匆忙地“贴标签”，忽略细致入微的具体特征，消弭了深厚的共性基础。
这个关于世界分崩离析、文明紧张冲突的大理论，是从一个小故事开始的。森曾经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他是印度人。有一次他回英国，移民局的官员询问他与三一学院院长的关系。森教授认为自己通常善待自己，就开了一个小玩笑，答曰“关系还不错”。但是，中间的片刻疑虑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尽管事情最后解决了，关于“身份”的疑问就此展开。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例，他可能是男人、共产党员、乙肝病毒携带者、低收入者、网络读书俱乐部主持人等。这些都是不同场景下的身份表现。“身份”，原本是出于易于交流的目的而产生的，有助于令人变得易于识别，或者给陌生人提供交流的切入点。不过，这种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不能时时让人满意。
出于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社群主义”强调个人的社区属性，并且将社区属性作为个人的一种延伸。但“过犹不及”这个词或许对每一种思想都是个合适的警告。社群主义认同社区属性的重要性，尤其当个人嵌入“社区文化背景”中时，更是如此。当我们引用诸如“理性”与“自由”这样的概念时，将不可避免引发“何种理性？谁之自由”的争议。如此一来，所有对个人主义的评价，都必须基于个人所属社区的价值观和规范才能做出，其后果是妨碍了相互的交流和理解。
最近几年，中国共产党追求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党与群众的相互理解。但有意思的是，“党群关系”一词，实际上已经切分了不同的群体属性。也许，一开始“党群”切分仅仅是为了表明共产党员的属性；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还可以是读书俱乐部主持人 ——后两种身份或许更能通向群众基础；而“党群”之分及其强化，反而有可能阻碍了通向群众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森担心的是，社区属性的身份标签也可能造成强制的固化；用不同身份标签搭建的“巴别塔”，同样会让世界充满误解和冲突。或者说，社群主义者造成的可能困境是：并没有促成不同社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反而将社区文化作为一个偏执力量，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
世界性冲突以“9·11”为典型代表，从表面上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是森的担忧更深：是什么让我们认为“9·11”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着其复杂的情绪而实施的恐怖行为？又是什么让我们轻易为一群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最终将美国拖入了战争？
同样的，在不了解中国经济运行基础和内部结构的条件下，会轻易得出所谓“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这类概念。这对理解和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制度条件，并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强化“华盛顿-北京”这样的极化概念。如果其间夹杂了政治野心家的阴谋诡计，即便不造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加剧两者之间的紧张。而中国人习惯的“中国-西方”式的话语论述模式，同样不利于增进文化交流与理解。
不管是“社群主义”还是“文明冲突论”，都不可避免地将世界简单抽象化。如果我们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仅仅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也会大大削弱人性的丰富程度，失去关键的人性共同点的连接通道。理性地审视自己，则要求我们注意到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寻找交叉重叠的共识，努力推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拳打“社群主义”，脚踢“文明冲突”，这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给人的印象。把丰富的人性塞进单一的身份盒子里，这是一种高级理论的低级应用，也必将遭受单一幻象的惩罚，而陷入无尽的命运幻象。破除命运幻象的第一步，恰是森在本书最终章所昭示的：允以自由思考，重申选择之美，那是共同和永恒的人性之光。
阿马蒂亚·森，2009，《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