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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正义”标准大讨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一样。2009年9月,两位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各自出版一本关于“正义”的著作,作为对已故哲学家、同为哈佛教授的罗尔斯《正义论》的回应和发展。一为经济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另一为哲学教授桑德尔(M. Sandel),亦是所谓“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森的新书名为《正义观》(The Idea of Justice),桑德尔的书索性就叫《正义》(Justice)。

  可以说,西方学界延续了几十年的“正义研究”热潮再次掀起一个高峰。当年罗尔斯《正义论》出版之后,哈贝马斯赞叹说,“《正义论》是一部具有‘轴心转折’意义的巨著,她不仅恢复了道德哲学的知识尊严,而且也开创并证明了一种崭新的规范伦理学类型——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正义之制度伦理学。”

  既然被当作典范,《正义论》就必须经受从理论到实践、从哲学到法学、从左翼到右翼、从预设前提到论证过程等各个方向射来的冷箭。可以说,经过这几十年的理论拷问和实践检验,《正义论》的很多结论都受到了质疑。罗尔斯批评直觉主义,但他的理论亦包含了直觉主义;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而《正义论》却是一种变形的功利主义;罗尔斯希望遵循《正义论》制度设计能减少战争,可全球冲突不断升级。

  罗尔斯的晚年,“正义”姿态已有变化。他先后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被很多学者认为在原有的立场上后撤。但也有人认为,罗尔斯的晚年著作更直接地面对残酷现实,放弃原来抽象的理论进路,表明自己算不得不偏不倚的立场,实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不管怎样,这几十年学界关于“正义”以及“公平”、“权利”、“美德”等话题的政治哲学讨论,还是离不开罗尔斯和《正义论》。

  

阿马蒂亚·森像 李媛 绘

  “正义”不是政治哲学家的专利。经济学家研究“正义”问题已有很多年传统,大略可分为两派。有一派从左翼切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自诩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有罗默、埃尔斯特、普沃斯基等。这些人都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左翼运动中最活跃的年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抱有狂热信念,从无动摇。据说当年苏联解体的消息公布,罗默看着电视潸然泪下。

  罗默认为“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分配正义”,将社会资源最适当地进行分配,即是首要正义。但社会资源又当如何分配,通过怎样的手段来分配?我们都知道,绝对的平均分配反倒是最不公的。因为不同人的身体、智慧、才能都不同,强制性的平均分配会导致极权主义的罪恶。

  根据不同情境,罗默将人生的福利状况由低至高分为四个阶段,主张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分配方案。第一阶段是“生存”。“生存”阶段必然存在剥削,就应当采用绝对公平的分配手段。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至“温饱”阶段,这时就可以采用功利主义的分配手段,即劫富济贫。政策制定者只要保证从富人那里取走财富造成的难过,与穷人增加财富获得的快乐相当,对于整个社会就是有利的。

  再进一步,人民达到“小康”阶段,可以自由选择教育、投资乃至闲暇的时候,分配政策又有变化。这时的政策制定者要重视人们的分阶段偏好,重视人们选择自由,从而维护偏好的改变。从这个阶段开始,自由有时就比公平更重要。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阶段。这时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尊重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即允许人们通过充分发挥个人才能,来获取比他人更多的社会财富。

  除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以外,还有一派经济学家坚持以“功利主义”来研究“正义”问题,以诺贝尔奖得主海萨尼为代表。“功利主义”这个词,英文是Utilitarianism,本是中性词,但在汉语语境中被大大地污名化。亦有人倡议,不妨以“效用主义”的称呼来取代“功利主义”,因为Utilitarianism与Utility本为一个词根所引发。但笔者认为,通过大力阐发功利主义的深层哲学含义,亦可以为其正名。

  海萨尼几乎与罗尔斯同时提出“无知之幕”的概念,同样认为正义问题应该从一个最弱的思维起点、也就是无知之幕开始研究。真正的正义规则,应该保证任何一个人无论生于何处、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擅长何种劳动技能,都能被这个社会公平对待。但一个人若是真的处于无知之幕背后,他会如何决策和判断?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多幸福”的功利主义,大概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佳工具。

  海萨尼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不知道未来的位置,个人会同等地对待社会中每个位置,认为他得到每个位置的概率相等。因此,他的目标是最大化由所有可能的位置所产生的期望效用,也即社会中所有位置的平均效用。在人数固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正相当于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

  阿马蒂亚·森却对这两种研究路径都保持警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与剑桥的政治哲学大师伯纳德·威廉姆斯合编了一本名为《超越功利主义》的文集,汇集了包含罗尔斯、海萨尼等诸多大家的论文。整本文集中,除了海萨尼以外,支持功利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而森自己的编者导言也显得很暧昧,虽然同为经济学家,他并不完全支持海萨尼和功利主义。

  森在七十年代就发表过一篇极有影响的论文,《何种平等》。他在文章里表示,自己一直关注三种特定形式的平等,分别是第一种,功利主义平等;第二种,总效用的平等;第三种,罗尔斯式平等。他论证认为,这三种平等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当它们以截然不同并且形成对照的方式失效时,即使把这三种平等的依据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构造出一个适当的理论。

  他的审慎倒与社群主义者麦金泰尔如出一辙。麦金泰尔曾有一部名著《谁之正义,何种理性》,批评《正义论》,认为阿拉伯有阿拉伯的正义,南美人有南美人的正义。谈论正义千万不能抽象掉它的观念历史和具体语境。

  可以肯定森并不愿意像麦金泰尔那样回到传统语境,搬出亚里士多德或者阿奎那的话语来反驳罗尔斯。那是另一套话语叙述,并不伤及罗尔斯的论证本身。森仍然从罗尔斯的前提出发,运用类似罗尔斯的工具来分析,只是指出一点:罗尔斯没有意识到,不同人对同一种制度的认识是不同的。不用搬出阿拉伯人或者南美人,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男性白人,对正义也有不同看法。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复杂社会里,正义问题早就不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了,“分配正义”只有假设环境安定才有意义。随着全球冲突的加剧,正义必须回应战争问题。从古希腊开始,“正义”就一直包含了“报复正义”的维度:只要目的正义,手段即便涉及暴力也在所不惜。可是这方面的观念分歧往往更大。

  不妨以较近的美国“进入”伊拉克的这场战争为例,看一下国际社会和学界常见的论证和辩护手段。第一种论证,认为“进入”非正义,因为一切正义战争都要得到全球多数国家的同意,而美国却违拗了联合国决议;第二种论证,强调要关注不对称的信息,即“伊拉克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决定战争正义与否的关键;第三种论证,认为实现正义的关键是民主。发动战争应该更全面征求民意,公布相关信息,让老百姓进行评估,而布什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四种论证,不去管战争的原因,只看后果。这场战争真的为中东以及世界带来和平,减少了暴力和恐怖主义吗?

  这四种论证当然都有其合理性。因为是一个复杂问题,所以肯定还有更多类型的理性论证。然而这些论证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想把一种绝对逻辑套用到具体事件上,从而得出绝对的结论。很少有理论会超越这个层面,从思考别人对这个正义问题的不同理解入手,提出更高的分析,而这正是森试图在《正义观》中完成的工作。

  森的信念是,这个世界的冲突、暴力、饥饿等问题几乎不可调和,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实现正义的制度,还要重视对正义的不同认识。一切政治斗争、经济博弈,说到底真的就是观念之争论。我们若是没有耐心倾听别人诚恳叙述的话,也就丧失了统一观念的基础。

  所以森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只是采取一种超验的制度主义路径,有经院主义倾向,试图抽象掉具体语境,探究一种普遍适用的正义规则,这种路径注定要失败。真正有前途的研究,应该基于现实的比较。个人偏好也罢,社会后果也罢,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都能拿来比较。正义的决策方案应该是一系列比较的产物。作为现实推理基础的正义论,应当包括判断方法和实现手段,要能指导我们如何减少不正义、如何推动正义,而不只是关注完美、公正社会的特征。    

  

  虽然桑德尔的研究手段与森大相径庭,两人的思路却颇有相同之处。桑德尔是罗尔斯的弟子,多年来一直在哈佛开一门名为“正义”的讨论课,是哈佛最有影响的课程。课程甚至被录成视频,置于网上,供全世界的学生一起来学习和讨论。

  桑德尔的成名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书中对《正义论》提出了严厉批评。桑德尔指出,《正义论》背后的行为主体是一个“无牵无挂的自我”,这个自我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社会联系。可是无牵无挂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毫无内容的东西,根本不现实,而无知之幕这个概念同样令人怀疑。人一开始就不是绝对透明的存在,与之相反,部分人格必然会由与他人分享的历史所充实。每个人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逐步认识自我,所以谈论无知之幕背后无牵无挂的自我,恐怕大有问题。

  桑德尔和森一样深知价值冲突的复杂程度,但他恐怕比森更为悲观,不相信类似功利主义的单纯分析工具可以作为我们的道德指引。在他二十多年的讲课经验中,听过学生的各式道德辩论,一切理论都经不起反诘,所以在这本《正义》里,他干脆抛弃抽象理论分析,用一个个真实的例子,引导我们思索正义的解决方案。

  不妨用一个桑德尔讲过的真实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2005年,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一支四人小分队在执行搜剿任务时,路遇三位没有武装亦没有表现出敌意的牧羊人。如果你是队长墨菲(Michael Murphy),你会如何选择,杀了这几个牧羊人,还是放了他们?

  墨菲作出选择,放过了牧羊人。小分队随后遭到伏击,包括墨菲在内的三名美军士兵丧命,一人幸存,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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