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吴敬琏先生完成了一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8月和9月之间。
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一天，中欧的周雪林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份，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个前后访谈六次，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下面的文字，来自一部分即将出版的吴敬琏传记。讲述的是他被称为“吴市场”的前后由来。
一
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挫折，由中央政府发动的“物价闯关”改革失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
在1989年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呈现一派萧条气象。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去从徘徊，凶险无穷。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的、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二
在一开始，吴敬琏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遭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让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十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七十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就看到他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十年没有谋面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相熟识。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其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同志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俩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三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
在东欧各国相继“变色”的同时，苏联也开始迅速瓦解。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东剧变”给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市场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夏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后回国，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吴敬琏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它们采取集中计划体制，企图根据预定计划，用行政命令在成千万中产品的成万生产者间配置社会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有些国家企图对这种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目标不明或方法不对，也没有能取得成功。这样，经济情况愈来愈糟，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他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只有搞好改革开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吴敬琏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四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的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十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作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中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当前唯一可能被采纳的是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他颇带期望地写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衷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四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吴敬琏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1990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听说国务院一位领导在你的文章上批示说：市场就那么灵吗……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