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文版（科尔奈，2009）已经问世。如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东欧经济学家中，科尔奈和弗·布鲁斯、奥塔·锡克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而且，在这三位经济学家中，科尔奈的影响力度最大，所持续的时间也最长。通过阅读科尔奈的这部自传来看一个东欧经济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并考察科尔奈的学术成果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启示，看来是颇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里，我需要把这篇文章的范围加以限定：首先，它只涉及科尔奈的学术探索领域，而不涉及更宽的领域；其次，由于科尔奈的著作很多，再加上我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即使是在学术领域，也只能限于我看过的、看懂的部分和有感的方面。
在科尔奈大量的学术成果中，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是以匈牙利为考察的基点、以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为基础的。虽然我国同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对我国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科尔奈的学术成果，对于总结我国60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总结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如何为经济学的研究创造条件，都具有借鉴的意义。在这里，我也只能以举例的方式谈几点看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现的短缺和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所出现的短缺和不平衡问题，同前苏联和东欧有类似之处，有些领域比前苏联和东欧还要严重。消费品供应的短缺情况，特别是短缺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中年以上的人都还记忆犹新。生产领域的短缺（包括横向短缺和纵向短缺）、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等问题也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前有三次经济负增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平衡，也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率上的损失。经济管理上的过度集中，则往往造成“统-死-放-乱-再统”的循环。
对于上述问题，应该说我国经济学界曾经进行过初步的总结和讨论。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开展过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例如：关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讨论；关于如何打破平衡问题的讨论（甚至有人提出经济研究所的平衡组是否应该改成不平衡组的问题）；关于三平（物资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四平（加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讨论；关于长线平衡和短线平衡问题的讨论；关于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问题的讨论；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关系的讨论；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关于经济核算、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关于再生产问题的讨论。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遗憾的是，这些讨论持续的时间很短，基本上是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困难时期一过，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四清”运动和随后的“文化革命”，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就中断了，更难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另一个引以为憾的则是：这些讨论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外来的影响仅限于前苏联，很难实现国际交流和具有国际视野。这就不难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学界难以出现像《短缺经济学》这样的著作。
不过，话要说回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0年，经济学界已经是新人辈出，现在已经完全有条件来总结上述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希望：新一代的理论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能够通过总结我国自身的经验，写出具有国际水准和国际影响的经济学专著来。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时刻的1985年9月，我国举行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巴山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的专题发言一开始就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在这两种协调机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科尔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B作为目标模式。
科尔奈在对四种模式作了简单的描述以后指出，ⅡA的特点是在取消了行政指令性控制以后，并没有发展起新的宏观调控系统，经济过程完全受市场机制自发的和盲目的调节和引导。这种模式并不可取，而且，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模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改革过程中，从ⅠA走出来以后，往往会走到ⅠB。他说，走到ⅠB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是可以的，但也存在着在ⅠB停留下来的危险。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坚持不懈，即使需要经过ⅠB模式，也千万不要忘记ⅡB这个真正的目标。他认为，在ⅠB模式中，企业有双重依赖，即横向依赖和纵向依赖。横向依赖是对买方和卖方的依赖，纵向依赖是对上级权力机构的依赖。其中，纵向依赖占主导地位。形象地说，企业领导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盯着上级主管机关，一只盯着市场，但主要是看上级的意图行事。
迄今为止，我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乃至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完成。无论是从间接调控手段的运用、间接调控条件的建立、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来看，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或者说，离巴山轮会议所讨论的ⅡB模式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布鲁斯曾经在巴山轮会议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半个ⅠA开始的；到了今天，能否说我们也只不过是走到半个ⅡB呢？看来，只有认识到“改革尚未成功”，我们才能为下一步的改革作出更具体的部署和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如何正确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应该如何解决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的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在各类产品中，有一类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准公共产品，主要是教育、医疗、低收入者的住房等。这类产品的分配不能完全推给市场，其中的一部分应该由政府来负责。我国在1990年代的改革中曾经发生了把这一领域的责任过多地推给个人、过多地依赖市场的倾向，不妨称之为过度市场化（over-marketization）的倾向。当然，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未到位，该市场化而未市场化的问题（如垄断问题）仍然存在。
因此，我们目前是处在市场化不足（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和市场化过度（不该市场化的已市场化）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