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这个课题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这是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绪论中为传播学所作的概括之一。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去世50多年了，《帝国与传播》在出版50多年后的今天译介到中国，有一些时日，但其开创的“媒介决定论”至今仍被学界奉为传播学经典之一。
严格来说，伊尼斯所作研究的价值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他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的背景，这从通篇洋洋洒洒的西方历史名词典故中可窥一斑。《帝国与传播》一书，最初是一部讲稿，当年伊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帝国经济史”，这是他的本行，他在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当然，若他果真囿于经济史研究，帝国经济史无非也只是学海一粟，而一旦跨越到传播学领域，打开一个新视野，进而揭起了“媒介决定论”的标杆，自成一派。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了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帝国与传播》以“帝国”这一概念来作为传播效果的参照系，正如伊尼斯在书中说“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因此，他“试图用帝国的概念来回答上述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传播与文明如何相互介入和影响，站在什么角度来描述是妥当的，很明显，在这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很多东西是难以界定的，更不用说以其中任何一方来作为参照了。
伊尼斯在书中写道：“20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文明研究的关怀”。实际上，《帝国与传播》就是一个极好的写照：描述了加国及欧洲各国大宗经济产品对舆论的影响，并引用了苏格兰出版商康斯特布尔的一句话以为诠释“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就得等到将来，等到纸张降价之后。”从古希腊帝国到古罗马帝国，所述及的时间和空间，蔚为大观，实际上最终发现的，就是这么一点：传播介质（倚重时间的媒介、倚重空间的媒介）影响了文明的兴衰，让我们看到历史上两种曾经兴盛的帝国文明不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媒介的倚重不同造成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结论固然最为重要，但更值得读者关注的，可能还是书中对帝国历史、经济的描述，以及其中细节性的观点，如“希伯来人把哲学当作宗教的侍女，希腊人让宗教从属于哲学。”观点简练精到。关于希腊口头传统与罗马文字传统两个章节，将两个帝国、两种文明，以及两个帝国所奉行的传播方式，对比进行，有亮点，有轻重，又不拘泥于结构面面俱到，值得一读。
《传播与帝国》以及伊尼斯的另一部著作《传播的偏向》，都有着同样的特点——注释丰富，关于本书注释，于此有一则逸事：该书在1950年首版时，注释只有277条，而到1952年作者去世此书再版时，注释已经达到534条，也就是说他在去世前两年加入了257条注释，据载，考证似乎是这位传播学者的爱好和专长之一。因由《帝国与传播》一书独特的视角及叙述方式，我们还可顺势审视一下传播学研究的方法，除了理论、图谱之外，多一些考据，多一些实证，或可打开一些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