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革命》 作者 罗辉
我很少为别人的书写序，一则是总觉得写序是那些 已经头发花白、功成名就之士的事情，自己还是一个在经济学探索中爬坡的人，写序似乎“嫩”了点；二则担心不能真正读懂别人书中的深刻含义，评价得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这次是个例外，主要是缘于和作者一段特殊的交往。
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湖北省财政厅罗辉厅长对企业理论很感兴趣，且研究得很深入，希望找个时间和我切磋切磋。
当时，我对一个官员是否真有兴趣钻研专业性很强的企业理论，将信将疑。
初次与罗厅长交流后，原来的疑虑一扫而空。我发现他对企业理论的兴趣确实发自内心，立足实践，见解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对人力资本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等方面的看法，和我有许多相似之处 。 他的研究既不同于政府的纯粹政策性研究，也不同于经济学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一个在实践中有切身体会，同时对经济理论有钻研的政府官员的研究心得。
我就邀请他到我们学院给学生做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专题报告 。 报告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演讲人讲得神采飞扬，听讲人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到了开饭的时间，同学们还接二连三地提问 。
这次罗辉同志在赴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又挤时间就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与企业效率等问题和我“切磋”了一番，交给我他又一本新作一一《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革命》，让我先睹为快，并邀我为他的新书作序 。
《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革命》与先前出版的《再造企业制度》构成了姐妹篇 。 该书在《再造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剩余 (EVA) 思想结合起来，指出国有企业是以国有资本为主的物质资本与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劳动力资本的特别契约物质资本是经济剩余之母，人力资本是经济剩余之父 。 作者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与政策主张，认为创新现代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确立物质与人力两类资本并举的产权观，科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充分保障人力资本权益，让人力资本所有人飞特别是以经营者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关键人分享国有企业经济剩余的索取权和控制权，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与管理革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国有企业效率与价值，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关键所在。为此，作者设计了人力资本分享国有企业剩余的制度安排与管理模式，那就是实施“动态管理”的产权制度安排、“三位一体”的分配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价值与岗位价值“有分有合”的人事制度安排和劳动与资本”有分有合”的劳动制度安排。
该书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 那就是人力资本是经济剩余之父，人力资本分享企业的经济剩余 (EVA) 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一创新性的学术思想及制度安排构想突破了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逻辑，与笔者一直主张的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与企业共同治理相当合拍 。
在上个世纪的 70 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局限于从技术方面来理解企业，他们常常把企业看成是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宗旨就是实现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流企业理论证明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他们认为，企业是由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缔结的合约集合，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合约是不完备的，为了防范由此发生的偷懒行为，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是重要的因为物质资本所有者投入到企业里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和可抵押性，即企业一旦倒闭，该资产可能会严重贬值，因而他是企业风险的承担者，所以出资人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是有效率的此逻辑在自然人企业中就表现为资本家既当监工又获利润，在法人企业中就表现为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如何通过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使企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
上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放松管制以及恶意收购浪潮，使人们开始怀疑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结构恶意收购的目的是给企业经营者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经营者在华尔街的建议下对企业进行重组以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然后再转手倒卖，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恶意收购往往导致公司解雇经营者飞裁员、加强成本管理、减少对社区的捐赠等，其结果是损害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有合约关系的人，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其中包括股东、经理人、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社区等因此，美国的 29 个州修改了《公司法》，通过设置一系列约束措施，要求企业在被收购时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
欧洲的不少国家在战后就开始通过立法强制规定必须接受工人进入企业决策层，由此形成共同治理模式例如，德国的《共同决策法》规定，雇佣超过 2000 员工的企业应有一半的监事会成员由员工选举产生，获工会任命，雇佣超过 500 员工的企业，其员工监事不少于 1/3 。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司监事会相当于英美国家公司的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关日本的公司实行法人相互持股，同时银行持有 2096 左右的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形成了特有的主银行制度，因此经理人与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几年 ECD 公布的《公司治理准则》明确指出 ，“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集体力量的结果，体现各类资源所作出的贡献，包括投资者、雇员飞债权人和供应商”。
企业治理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实际上表明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而且要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这样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的模式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
第一，现代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和合约不完备的性质决定了资本所有者常常会在资本市场上扮演”投机者”的角色，他们可能只关心市场上资本价格差所隐含的套利机会。一旦企业发生危机状况，出资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用脚投票”来一逃了之，而不是怎样挽救企业相反，企业的经营者与广大职工则向企业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企业被接管获破产倒闭，人力资本随着其所有者的失业会大幅贬值因此，当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时，它会比股东至上模式更有助于追求企业的长期发展 。
第二，企业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契约的集合，而契约背后隐含的产权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企业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是平等、独立的关系在企业中，一些资源的价值依赖于其他相关的资源，依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持久合作，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使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失。因此，为了保护依赖性资源免于受损，团队成员只有缔结长期合约，以确保一个可预期的补偿，而共同治理模式恰恰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的合作。
第三，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促使其对企业利益的关注，从而减少了员工的偷懒行为和企业激励监督的成本。同时，共同治理模式使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债权人等之间签订了一份隐形保险合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企业的隐形保护，这使得利益相关者在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时无须担心遭到企业的敲诈这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
第四，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我们知道，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中，经理人可能会利用控制权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发生代理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处在公司外部的股东是很难监控经理人的行为而债权人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信息优势，银行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员工则在企业的内部，能直接观察到经理人的行为。因此，他们参与企业治理能明显降低代理成本。
第五，现代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于人力资本。即使企业维持现状，若没有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和一批忠诚职工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变化增强了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力，从而使得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罗辉同志的《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革命》是一本经济学学术专著，但不是一本从概念到概念、从定理到定理、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式”著作，而是一本具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实践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与经济学命题相结合，然后从实践中求证与解答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正如作者所言，这既是一名“经济学工程师”的应用性理论思考与“操作系统”设计，也是一名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线的政府官员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体会。这与我们一直倡导的从经济现象出发而不是仅从理论出发研究问题的“直面现象”式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这种分析方法不是不要理论，而是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现象所隐含的问题，就需要反思理论本身 。
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也是一个最富挑战性的命题，理论上与实践中有许多急需我们深入探索的难题。相信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界的朋友都可以从《国有企业制度与管理革命》这本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