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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经济制度的点评

张军按语:2008年8月30日我出席天则所在北京主办的“市场化30年”研讨会,张五常教授应邀做了主题演讲,我和维迎做评论。后来《南方周末》发表了张教授的演讲和我们评论的记录稿。搜狐财经的朋友敦促我,希望我能把我的评论也放在我的博客上。以下是我的即兴评论。这里稍做文字的修改。删掉了不重要的东西。

  张军:谢谢。评论张先生的演讲是需要勇气的。我应该是去年在张先生家的聚会中首次阅读到这篇宏论的英文版本的。我被文章打动了,晚上回去觉没有睡好,一直在想这个理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科学家里面我一直钦佩两个人,一个是杨振宁教授,一个是张五常教授。阅读他们的文章很是享受,文字、思想和观点完美结合。演讲能力更是精彩有加。当然,他们两人也同样地倍受争议。

  张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的使命是解释现象,刚才很多人提到的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他看来都是属于“沙石”的问题。而且他显然并不特别关心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刚才讲的理论不是经济改革的理论,也不是发展经济学,只是在试图解释他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了。

  我认为他的解释能够对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做出贡献,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张先生为了发现这个解释,亲自去各地访问考察,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交朋友,他的理论发现是来自他观察到的真实的世界。能够把他在生意和投资上体察的东西与自己的理论创新完全融为一体,这在我阅读的范围里面,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样天衣无缝结合的人是少见的。

  当我最初读到这篇论文时,我很惊讶。简直就是上帝安排好的。40年了,一个轮回。他1969年博士论文中做的研究工作放在那许久了,尽管他自己说是一条大鱼,别人也有很多引用,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重新拣起、发挥和发展的机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先生说一直捆饶着他,一直到2004年之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突然有一天,他说自己有了发现,那就是从“租金分成”角度揭开中国经济制度和增长机制之迷,这就象预先安排好的那样,真的回到了他1969年的博士论文“分成制的理论”。这个解释的确好玩,好看,是一妙笔。(不过,至于这个经济制度是否也是最“好”的制度,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仁者见仁)。他发现,这个分租的体制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足够有弹性,以至于地价可以“为负”,因为地方政府可以用增值税弥补租的损失。这正是他1969年的理论核心:一旦合约安排是自由的,分成制就仍然可以产生有效率的配置结果。

  我有一个补充的想法提出来与五常先生分享。文章里特别提到了1994年,提到分税制的改革,提到了增值税。分税制的改革来自于1980年代财政分权(包干)带来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俄罗斯在财政分权之后也出现了分权的混乱。事实上,对于全能国家而言,财政分权总是带来混乱和政治上的危险,因此最后都要再集权。但是,因为有丰厚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的再集权的结果是去扩大了公共财政的部门,实际上又回到传统体制中去了。

  中国在1992-1994年间却走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虽然也是在加强集权,但再集权产生的体制却完全不同。我们是缩小了公共部门,改出来了很多激励的制度,其中就形成了张五常先生看到的增长机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道路? 我的解释是,中国和东欧、俄罗斯相比,没有丰富的可贸易的资源,没有更多的土地,政府知道,对中国来说,可替代石油收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保留住增长的激励。邓小平太知道缺乏激励的后果了。于是,再集权就只是把分权的激励装入政治控制的机制中,于是才有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体制来。这点比较重要,否则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1994年造就了这个增长机制?在张先生的文章里,这是需要顾及的一个问题。

  张五常:我这个文章还没有写完,还要大修改一次,你说的那一点我已经决定要改进去了。中国绝对是一个奇迹,中国制度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文章我还要再改一次,但是有些数字很难改进去,因为不是有代表性的。

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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