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在美国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位很有特立独行色彩的人物，拥有许多读者。十年前，他的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给人振聋发聩的震撼，今天，他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又引起广泛关注。
绝大多数居民不满现状
按照克鲁格曼在《良知》中的描述，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在克鲁格曼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的结果。回忆罗斯福时代，人们马上想到“罗斯福新政”，有时候并且把罗斯福新政狭义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加上那些帮助走出萧条的大工程。其实，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来“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美国社会，让大家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
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这其中，共和党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共和党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
“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情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这样问道。结果，表达不满意者达到74％。引用这个数据，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人对国家目前的走向深感不悦。毕竟，说明现状还是让数据说话最好。
但是另外一些数据，比如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却给人不同的印象，似乎现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境遇应该一直在改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像《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那样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克鲁格曼的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无形之手”并非万能
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曾经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由于他们的加入，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也不再富裕得那么厉害了。以中坚的中产阶级为参照，那么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以外的两端分别叫做富人和穷人。虽然那个时候穷人的数量仍多于富人的数量，但是穷人已经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和社会认同感，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中产阶级主导的在国内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使得随后的经济进步只惠及极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收入不均变得与大萧条以前的20世纪20年代同样严重，贫富差距重新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人们把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说起亚当•斯密，大家多半首先会想到他曾经在《国富论》中用“无形的手”来比喻市场机制：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大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都以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论述开始。经济学家们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熏陶已久，他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倾向于怀疑。因此，面对上述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多数经济学家首先会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问题在于，即使上面的论述貌似有理，也无法得到周期变化的结论，何况现实情况与理想假设相距甚远，这首先表现为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以及消费者无法得到全部需要的信息。
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新科技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另外两个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移民。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制度与规范不可或缺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40倍，而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变成367倍。克鲁格曼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无形之手”。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和比较和谐的美国，今天，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为一个居民满意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社会呢？首先是为了从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大萧条中解脱出来，人们普遍认可强调要让社会底层活得下去的运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的罗斯福新政。当美国因为罗斯福新政缓过气来的时候，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强有力的经济管制也有助于压缩过大的贫富差距。
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的胜利，使得工会强大的制度现实和“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将不利于士气”的道义规范深入人心。所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胜利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但是随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并没有怎么偏离这个制度和规范，从而人民能够继续分享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这种情况在里根时代发生逆转。制度方面，首先，以镇压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为代表，工会力量受到政府打击，再则，立法方面一再为富人减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酝酿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社会规范方面，上层已经把“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的信念弃在一旁。
体现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本身并不懂得什么社会公平。半个世纪以前，大公司不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公司也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在公司之间跳来跳去，每跳一次薪酬就飙升一次。支持这种现象的理论，是说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影响就越大，于是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酬的巨大区别，因为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这么说，固然公平不见了，似乎还有一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发展下去，却出现成为讽刺的情况：股价停滞不前，按照论功行赏本来不应奖赏CEO，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变成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更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
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手段
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往日的好时光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代表的政治干预，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里根时代开始的政治右转的结果。罗斯福新政何以成功，前面已经简单概括，保守主义运动何以得逞，值得专门分析。
首先，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些口号颇为迷惑。例如里根的一个手法，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看起来是不用养一个很大的政府，于是穷人也容易接受，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削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案例示政，而不诉诸条文，例如虽然一再镇压工会运动，却从来不正面攻击。
在克鲁格曼看来，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说到底是白人种族主义，但是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便展示他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同情”。嘴上不必说，所做的事情都对富人有利。这就够了。
保守主义运动能够把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来的制度和规范扭转过来，还有赖于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主义运动自然容易获得大量资助，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还特别讲究奖励对保守主义的忠诚，保证每个死心塌地为保守主义运动摇旗呐喊的政客，哪怕失败了，也有非常风光的前景。
按照克鲁格曼，成就往日的好时光的，是罗斯福新政，后来政治的右转，造成美国社会今天的两极分化。为了重塑中产阶级主导的美国，需要相应的可以称之为“新新政”的政治过程。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如果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的政治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