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两册《英国史》拿在手里，肃穆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书中文初版于1931年，洋洋洒洒60余万言。在“译者序”中，钱先生提到，译本的缘起是他想挑选一本合适的教科书来介绍英国制度，本书面世之初闻名遐迩，钱先生也为之倾倒。何炳棣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钱师英文造诣甚深，酷嗜西方史学名著，投入大量精力翻译崔伟林的《英国史》。
屈勒味林，更常见的译名为崔伟林，出身英国世家。母亲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马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侄女，父亲也是那个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家庭传统赋予他撰写英国史的使命感，使其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重在发扬光大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他的主要思想是“历史是向前进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在英国历史上表现为新教对抗天主教的胜利，表现为发展国会限制君主权力。一部英国史，可以说是创造进步人群和阻碍进步人群之间斗争的历史。
屈氏文笔优美，才华横溢，早在大学时代，就把英国远古时代的历史写得如诗如画，赢得不少赞誉。他的历史写作采用的是文学的表达方式，与当时流行的以科学方式还原历史的著作截然不同。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讥讽他治学不严谨，选择材料来证明自己预设的观点，“以古喻今”（presentist）来鼓吹自由党的理念。事实上，纵观思想史、学术史，由于志趣差异而出现的此类聚讼并不鲜见。屈氏具有贵族怀旧倾向，文中不时流露出居高临下的说教，这一点也为人诟病。但他的书曾深受一般读者的喜爱。
《英国史》中文版问世时，钱端升年仅26岁，刚从美国学成归国，在清华大学任教。这本书能引起他如此大的共鸣，主要原因是钱先生的研究领域是议会制度，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议会委员会制：比较政府研究》（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overnment）。要建立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框架，英国代议制的形成是需要系统钻研的。屈氏《英国史》在叙述国会制度的兴起时，热情洋溢，深得钱先生钟爱，使他在撰写《法国的政治组织》，可能同时还在准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两书期间，还在逐字逐句翻译此书。
1934年初，钱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题为“民主政治乎？集权国家乎？”的文章，提出“开明专制”的看法，引发学界的一场辩论。这个观点很可能就是受到屈氏的影响。钱先生认为，英国议会制度是在和平演进的政治环境下形成的，考虑到中国的国民素质，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让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作为过渡，未尝不可。当时，丁文江、蒋廷黻认为此观点有道理，胡适、张奚若等人则反对。
钱端升在“译者序”中称这本书为“英史中时者”，犹如孔夫子为“圣之时者”，初看不明白其中真意，以为大体是恭维话。细查之，“时者”，“顺应时势”之谓，那么，这意思就是屈夫子适应了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的要求。
不过，他的这部《英国史》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答案恐怕不甚乐观。
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纳定（David Cannadine）出版了一本屈氏的传记，指出屈氏写本书时，英国的自由主义正在消失。19世纪末，自由放任经济已走到极限，童工、矿工的悲惨生活让英国人普遍意识到，国家必须出手建立社会福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党基本被新兴的工党所取代，余留小部分成为社会民主党，在英国政治上已起不了作用。这些变化，钱先生应该都看在眼里，却不知作何感想。
钱先生后来谈到自己的著作时曾表示，他比较中意《德国的政府》，似乎没有特别提到译著《英国史》。
无论《英国史》的学术价值如何，译出这部作品，钱先生的毅力令人钦佩。在卷首，他写下：“献给淑娴：没有她的壮游学乐我恐不会有勇气来翻译这巨著，没有她的频频慰勉我决不会有精力来完成这翻译。”当时，风华正茂的钱先生，正着手建立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潜心教学，频频发表时评，欲为苦难的祖国开一条太平路。此时，手捧屈氏著作，咀嚼优美英文，寻找适当的中文表达，有贤妻在侧慰勉，这是多么写意的日子。日后颠沛流离，受苦受难，回头来看，这应该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屈氏1962年过世，这本著作很快被世人遗忘。卡纳定认为，这位历史学家还是有研究价值的，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看问题的角度。屈氏一向认为，要了解一个时期的历史，必须看懂同时期的文学；要领略文学的含义，必须知道那创造过程所处的历史时代。钱先生《英国史》的翻译，也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和他个人生命上的际遇。
今天重新印行这部译作，对于当下的中国，有一种别样的意义。尽管作者和译者都已作古，但我们还是愿意抚去尘封，以虔诚的尊重，把他们看做启迪民智的“时者”。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财经新闻项目主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