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美] 埃德温·多兰编
[美]伊斯雷尔·科兹纳 穆雷·罗斯巴德等著
王文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201页，24.00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美]卡伦·沃恩著
朱全红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一版
237页，28.00元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挑战显然有利于主流经济学吸取更多的养分和分析手段，同时它对于盲目的科学自信持否定态度，这也有利于摆脱经济学家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自恋情结和系统性的方法论错误。
所谓“奥地利学派”（The Austrian School）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或“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School），它是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的一支。奥地利学派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 认为主观的人类选择的复杂性使得涉及市场的数学建模变得极为困难（或者说不可能实现），因此该学派倡导放任自由的经济思维及其应用方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倡导实施经济行为者之间的自愿契约，而尽可能地减少对商业交易的强制力量（尤其是政府的强制力量）。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与主张
在经济思想史中，奥地利学派一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支有生力量。与其说奥地利学派具有与主流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还不如说根本差异在于奥地利学派更加侧重于认知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方法论。比如旧奥地利学派的代表门格尔以具有主观色彩的边际效用概念替代了生产的客观成本，并以此构成其价值理论；维塞尔引入机会成本概念，并强调其主观性和普遍性；门格尔认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门格尔没有把价值建立在客体或人类行为基础之上，相反，他认为价值来源于个体对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有用财物的估价；庞巴维克则致力于把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应用于资本与利息理论之中。
新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汉斯·梅耶强调认识论、本体论等哲学论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批经济学家、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被称为“第四代奥地利学派”，其中包括F. A. 哈耶克、G. 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坦、弗里茨·马赫卢普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等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熊彼特、F. A. 耶克、亨利·兹利特（Henry Hazlitt）和第五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穆雷·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
如果武断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始终排斥和忽略奥地利学派，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吸收了许多来自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概念和思维视角，正如米塞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指出的那样，尽管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们经常能够区分出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学派，但这三个思想流派仅在其表述基本相同的观念的模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它们的区分更多的只是术语的不同、论述的差异，而不是说学说的内容有多大差异。
理解与辨析奥地利学派
如果不深入地研究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历史，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当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当今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工具和分析手段方面的进步，而很可能是追本溯源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方面的“回归”与矫正。
毋庸置疑，在对计划经济之弊端及其发展趋向的预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流派的声音和论述超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曾有人以为，讨厌数学和永无止境地鼓吹自由市场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但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对人类行为与市场过程有着独到的见解。米塞斯、哈耶克、科兹纳、拉赫曼等人的作品，往往能够启迪思维、令人信服。
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加独特的方面是他们对市场中始终存在的活力与不确定性更有兴趣，并且长期跟踪、观察和分析这些现象。反之，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奉为至宝的“一般均衡”及其稳定性却不以为然，虽然这些看似奥妙的研究对象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开发出更多的数学分析工具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奥地利学派的尴尬处境
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谈论有关规则时——比如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则，或者为什么他们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规则会更好——人们便指责他们太专注于那些方法论和哲学理念的东西，至少在经济学圈里的普遍观点是，方法论往往是那些无法真正承担经济学研究的人才会借以掩饰自己的“花拳绣腿”。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奥地利学派的信徒能够忘掉他们那些方法论，而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些经济分析的话，那么奥地利学派的名声或许会好得多。
然而，指责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缺陷是，如果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已经被那些坚持主流规则的人们所排斥或误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又如何能够做出令主流学派信服的经济分析呢？或许只有放弃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而直接采用主流学派的方法，才有可能被认同，那样奥地利学派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无非只是使主流学派再增加一部分他们并不在乎的学者数量而已。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注定要发生，而且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知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经济学在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剥离时间和无知这两个要素。从这一认识出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当是关于人们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实现各种项目和计划，对目前的状况只是有限的了解，对未来也是捉摸不定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就是人们为了减少由于无知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创造出制度性的解决办法。正如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学需要回答的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会出现错误，而是要回答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为什么会做出正确的决策。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科学分析和准确预见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指出：如果没有私人财产，也就不存在反映个人评估意见的市场价格；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就不存在合理的经济计算。即便社会主义者允许拥有通过市场定价的消费商品，计算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只能以建立在资源市场上的价格为基础。没有私有资源市场（没有私人资源的占有，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私有资源市场），中央政权进行资源决策时就无法判断它是否为一个更有价值的机会而牺牲另一个次要的机会，或者说它在生产一个低价值的产品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更有价值的资源。
他还认为，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能代替私有企业，官僚们对待国家的财产与对待他们自己的财产不一样，在进行企业决策时也与那些私有企业的所有者不同。官僚们需要服从指令，这就与在企业运行中冒着个人资本和名誉风险的管理人员、推销商以及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倡导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严格坚持，从个体行动者的视角分析人类行为。这一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方法的拥护者争论说，达成有效经济理论的唯一方式是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符合逻辑地派生出来。这一方法的拥护者认为，它能促使人们发现对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有效的基本经济规律。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货币供给与信用扩张的分析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关注放大的信用周期的波浪效应，并将它作为大多数商业周期的首要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断言，天然具有破坏效应和无效性的中央银行政策是大多数商业周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源，因为它们倾向于“人为地”把利率降低很长时期，因而产生了过度的信用创造、投机性的“泡沫”和“人为的”低储蓄率。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商业周期以下列形式展开：低利率倾向于刺激向银行体系的借贷。通过在部分储备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创造过程，这一信用扩张引发了货币供给的扩张。这又反过来导向一种不可持续的“货币激增”，在此激增期间，“人为刺激的”借贷找到缩小的投资机会。
这一激增产生广泛传播的不正当投资（malinvestments），引发资本资源被不当配置到那些并不能吸引投资的地区（如果货币供给保持稳定的话）。根据某些权威专家的说法，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商业周期理论之可靠性的一个范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争辩说，对于“信用困难”的矫正，通常被称为“衰退”或者“打破景气之门”，在信用创造无法持续时，它们就会出现。他们声称：当市场最终出清时，货币供给突然并且显著地收缩，引起资源重新配置和返回到更加有效的用途方面。
罗斯巴德深受米塞斯的影响，在他的两本重要论著《美国大萧条》和《个人、经济与国家》中，我们不难看到米塞斯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美国大萧条》中，罗斯巴德试图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随后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他把1929年的危机归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货币扩张，把随后的危机深化归咎为胡佛经济干预政策的误导。
罗斯巴德认为，1929年股市崩溃后的几年，胡佛企图通过设立工业政策来阻止破产和失业，通过扩大信贷政策来支撑下降的工资与价格。这种干预政策妨碍了市场在先前信贷扩张时期带来的生产结构的纠错能力，因此将一常规的危机转化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罗斯巴德对大萧条的解释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57-1960》同年出版，但这两本书对大萧条的解释及其结论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罗斯巴德认为，联邦储备银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追随的信贷扩张政策是通货膨胀泛滥的根源，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解释中必备的前提条件。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则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稳定或价格下降的时期。
奥地利学派的挑战与分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原则是主观主义、过程的重要性以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些原则具有如此普遍的性质，以至于那些试图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补充和推论的任何努力都会引起各种不同的意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属于激进主观主义，今天它不再局限于人类偏好上，而是延伸至对未来的预期。认为时间是所有变化的维度，没有知识谱系的变化，时间是不可能流逝的。此外它不信任所有形式化的经济经验，认为它们在经济行为者的思想中没有明确的来源。
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有两种趋势引发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一种是对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具有创新意识的再思考，似乎要对米塞斯的教条理论的核心提出挑战；第二种趋势就是试图将复兴之后奥地利分散的学术观点系统化，甚至想构筑一个有机的整体。两种趋势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诸多缺点：除了他们对均衡状态的调节过程缺乏理论以及完备知识或理性无知的假设作出批评外，他们还批评主流经济学错误理解了市场经济中投入和产出财物中的异质性、评价经济绩效的标准。仅仅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假设和理论显然是不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必须说明他们如何帮助改进新古典经济学，扩大其解释范畴；或者由他们自己提出一种在解释经济秩序方面优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替代理论结构。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哲学，它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挑战显然有利于主流经济学吸取更多的养分和分析手段，同时它对于盲目的科学自信持否定态度，这也有利于摆脱经济学家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自恋情结和系统性的方法论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