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认为清代江南农村还是一种“糊口经济”，简直匪夷所思。如果说这一最发达地区还处在“糊口经济”阶段，那么华北是什么经济？中西部又是什么经济？十八世纪的江南农民在某些方面甚至较同时代的英国劳动者也更为优越。
“消费”，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一个词汇，人们对每天都要面对的小事情，熟视无睹。这是以人们的常识或生活感受而言的。一旦把它放到政治或学术领域，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最近，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袭来之时，最高当局推出“扩大内需”的对策，来刺激生产，化解危机。所谓“扩大内需”，本质上就是扩大消费——它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消费，意在抵消外贸出口减少的压力，可以戏称为“堤外损失堤内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费与生产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发展会带动消费不断增长，而消费不断增长会刺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消费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岂容忽视！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重视生产，忽视消费的倾向，关于生产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关于消费的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这种畸重畸轻的状况，在当代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近年已经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消费问题的研究，在情理之中，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黄敬斌博士的专著《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他运用切实可信的资料，全方位展示江南居民的消费实态，用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质疑江南“糊口经济”论。
多年以前，我先后读到黄宗智教授的两本极有分量的大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之深深折服。他以宏阔的视野介绍西奥多·舒尔茨《传统农业的改造》、伊懋可《中国过去的型式》等西方学者的见解，令我对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认识茅塞顿开。他关于华北与江南小农经济的研究，富有理论思辨色彩，把结论概括为“内卷化”或“过密化”，虽然过于抽象，却极富创意。
黄宗智认为，中国北方地区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结合，就是农业的内卷化。1930年代中国小麦的产量是每亩216-247斤，美国是133斤，原因在于中国的耕作制度远比美国高度集约化，每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二十三倍。这就是他所说的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结合。他关于江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路，虽然江南农村的商品化程度很高，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是，那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是“过密型商品化”。他认为，在既有技术水平下，人口压力迟早会导致边际报酬随着进一步劳动密集化而递减。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使用，仍能提高家庭的年收入。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这些经济作物是通过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得以生产的，它们带来了较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量，但这是以较低的单位工作日平均收入换来的。在他看来，江南农村经济还是一种“糊口经济”。
江南还是“糊口经济”！简直匪夷所思。明清以来江南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它的早期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取得的成效众所周知，丝绸、棉布持续几百年成为内销和外销的紧俏商品，而这些商品极大部分是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造就了这一地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富庶与繁华。如果说这一地区还处在“糊口经济”阶段，那么华北是什么经济？中西部又是什么经济？根据我对于江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都难以接受“糊口经济”的结论。但是，历史研究是讲究实证的，不能凭感觉随意否定别人的结论，必须举出实证来。也就是胡适一再强调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两分证据说两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所以我只能保持缄默，在脑子里存疑。
黄敬斌的这本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江南居民的日常消费，包括食品、服饰、住房、交通、婚丧、节庆、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开支，尽可能地进行量化分析，用较为可信的数据来说明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一项十分繁难而费时费力的任务，要做很多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长期以来历史研究或者经济史研究，重视生产，忽视消费，正如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一篇讨论江南经济的论文中所说，到目前为止，“对消费这个重大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太少”。
另一方面，有关于衣食住行等消费的历史资料非常零散，需要花大力气收集、爬梳，想发掘带有数量或数字的资料，更加困难。黄敬斌收集到两种清初耶稣会士关于常熟、嘉定日常生活的账簿，内容丰富而详细，极为珍贵。可惜此类资料太少，必须把视野延伸到民国时代，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大量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把它们与清代资料比照分析，互相衬托，才能看出一个长时段的走势。
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中期，尽管江南人口有相当的增长，但斯密型经济成长带来的利益，仍足以使得江南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到了十九世纪中期，由于人口压力增大，农民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减少，在技术水平相对停滞、生产要素已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农户每年实际收入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市镇的发达，城镇人口和非农人口的增加，第三产业相对于十八世纪而言更发达，这为江南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赚取土地外收入的机会，也就是说，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成长仍然存在。农户收入下降的比例大概不会与人口增长比例同步，也可能不会与农户经营土地面积减少的比例同步。
而黄宗智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这一经济学原理出发，认为清代江南由于人口的增加，农民被迫发展高劳动密度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导致劳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持续递减，尽管总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却是下降的，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因此居民的日常生活陷于普遍的贫困，甚至是日益加剧的贫困之中。江南农民的日常生活，被黄宗智明确地定义为“糊口”状态。
黄敬斌对江南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却不支持黄宗智的“糊口”说。十八世纪的江南农民，通过“勤劳革命”和“斯密型成长”的效应，在人口有较大增加的前提下，人均实际收入反而有所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作为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处于较优越的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较同时代的英国劳动者更为优越。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增长空间逐渐耗尽，在人口继续增长时，“内卷”的特点就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至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经济繁荣，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的减少带来了劳动边际报酬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展了江南经济的市场容量。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上升是完全可能的。
在我看来，本书的最有意思的看点，是如何估价江南的奢侈消费。奢侈这个词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它与节俭相对应，似乎就意味着有悖于传统美德。其实，奢侈消费从经济学角度去理解，与从道德层面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一个世纪以前，电灯、电话被认为是奢侈消费，如今已成为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必需品；半世纪以前，冰箱、空调被认为是奢侈消费，如今也已成为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必需品；若干年前，家用轿车被认为奢侈消费，如今不过是另一种代步工具而已。用历史的眼光看来，奢侈消费带动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明中叶松江人陆楫在《蒹葭堂杂著》中，对弥漫于江南的奢侈风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奢能致富”、“奢则其民必易为生”的观点，谈到他的家乡上海县，“谚号‘小苏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与陆楫同时代的苏州人顾公燮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消夏闲记摘抄》中说：“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你看，多么卓尔不群的超前眼光！
西方学者的论述与陆楫、顾公燮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全面论述了奢侈消费的历史地位，他把精髓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大胆的结论，似乎有一点骇人听闻，其实是言之有据的。西格曼在评价桑巴特这个结论时说：“到了十七世纪末，在欧洲广泛出现的已经增长的财富，带动了非常强烈的奢侈需求，桑巴特认为这一变化震动了从手工业立场看待商业资本主义的所有商人。农业也对奢侈需求产生了回应……到十八世纪时，所有真正的奢侈品企业都转变为通常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企业。”
生活在当今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对此是很容易理解的，决不至于视为奇谈怪论。
陆楫、顾公燮所生活的松江、苏州，是明清江南经济最为发达、生活最为富庶的地区，发端于这里的奢侈风尚，逐步弥漫于江南各地。稍稍翻检这里的地方志，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人有恒产，多奢少俭”；“饮食服饰竞以侈靡相尚”。江南“糊口经济”论是很难解释这种现象的。
何况遍布于江南各地的迎神赛会等节庆活动，几乎是一种全民狂欢，绝不仅是富人的特权。茅盾的散文《香市》，反映1930年代以前他的家乡乌镇，一年一度崇拜蚕花神的庙会所带来的民众狂欢活动，显示了这个富庶的湖丝产地的生气与活力。茅盾写道：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约半个月。赴“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勤劳。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甏、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小孩子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成一片骚音，五里外也听得见。
茅盾以他的亲身经历，生动描绘了从前农村还是世外桃源的时候，香市——民众狂欢节的盛况，人无分老幼无分贫富，尽情享受。这样的地方难道还处在“糊口经济”阶段？
江南围绕民间信仰展开的庙会，往往一掷千金，是以发达的经济、富庶的生活为依托的。例如十八世纪枫泾镇的迎神赛会，据《枫泾小志》记载：“择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扮演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绮丽，珠以万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胜举。”而迎神赛会并非偶一为之，是经常性活动，如果它的基础是“糊口经济”，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继的。
最近，李伯重教授的论文《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看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用大量数据证实了江南地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他指出，1820年代松江府的华亭－娄县地区，GDP大致为白银一千三百万两，人均GDP为白银二百二十三两。这一地区的就业人口总数为二十六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84％。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农业人口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7％，而工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57％，比农业人口多出一倍。服务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17%,为农业人口的30％。工业是这一地区经济的第一大部门，其中农村工业人口又占工业人口的四分之三。因此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明清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可能已经“过分工业化”的说法，对于1820年代的华亭－娄县地区来说是正确的。颇有意思的是，李伯重把这一地区与欧洲经济发达的荷兰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令人刮目相看——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此时的荷兰经济是近代经济，那么同时代的华亭－娄县地区也是近代经济。他进一步申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取代华亭－娄县成为松江府乃至整个江南的经济中心，此时的江南更成为亚洲近代工业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
看了李教授的论文，再来看黄敬斌的著作，清代江南究竟是否“糊口经济”，似乎不言而喻了。■
《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黄敬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420页，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