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信任货币，在知识领域信任真理，在信息传播领域信任权威，在政治领域信任权力。货币、真理、权威和权力，这些人类互动中的交往媒介，无一不是信任的象征物和凝聚物，同时又是各自领域的简化物——— 这揭示了信任的本质：它是一种对社会复杂性进行简化的机制(《信任》，尼克拉斯·卢曼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风险社会》，(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0.00元。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中用“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来形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生存的环境向来是复杂的，总是充满未知、危险与不确定，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是主观的、局限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远不止于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类基本摆脱了物资短缺，其行为的根本逻辑开始从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转变。过去，“短缺的专制”———物质需求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但现在这种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所释放的破坏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发达国家，超重的苦恼取代了饥饿的恐慌，这导致建立在财富逻辑之上的整个社会制度面临正当性(Legitim acy)危机。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在饱受贫困的同时，还得承受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等等。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现实图景，也凸显了人类未来要面对的巨大风险，所谓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即是如此。
贝克认为，建立在现代化逻辑上的风险计算方法已经崩溃了，破产了——— 不可控制的风险将折磨着每个人。卢曼也感叹，世界在不可控制的复杂性中消失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似乎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选择任何行动。这时候，就如吉登斯所说，风险(risk)一词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控制风险的惟一办法就是化繁就简，从众多的通往不同风险的道路中做出“选择”。信任正是因为其化繁就简的能力成为人们做出选择时的重要依据。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化繁就简不仅是任何生物的生存手段，更是人类应对复杂环境终能衍化至今的战略抉择。我们运用工具，使用语言，发明货币，都是为了化繁就简，信任也是如此，它让你在外出时不必认真考虑带刀带枪的问题，也让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不必过于担心意外的发生。不过，在面对更加复杂的现代社会时，事实总是教育人们，传统的信任可能仍有诗意，但却显得过于幼稚。实际上，如果说信任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润滑剂，那么信任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当人们说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制度具有正当性时，本质上说的就是民众对它的整体性信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整体性的信任不过是一种对诸多片段式的信任的归纳。完整无缺的、一次性付出的信任是靠不住的，最佳的方式是分别的、一小次一小次不那么冒风险地付出信任。贝克所谓的“风险分配逻辑”，就是这个意思。很大程度上，人们在构建一个社会的制度和秩序时正是这样去做的———那些片段式的信任所构成的，正是系统信任。
詹姆斯·S·科尔曼将系统信任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相互信任。甲信任乙，乙信任甲。它比那种委托人单方面信任受托人的简单且不对称的信任关系强，已经算得上一个系统。第二种是中介信任。甲和乙的信任，是以丙为中介人的。这个中介人可能是顾问，负责给甲乙双方提供信息；可能是保证人，丙在甲乙的信任关系间提供担保；还可能是承办人，丙以乙为理由，去获得甲的信任。其中，与保证人作用类似的，最后一种系统信任叫第三方信任。在这种关系中，保证人不再直接参与甲乙双方的交往，但所起的作用却更重要。例如发行股票的公司、发布信息的公众传媒、提供教育的学校、行使权力和发行货币的政府等组织，就发挥了信任关系中第三方的作用(《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然，政治中的信任关系更为复杂，远不是简单的分分类别就足以阐明的。就此，贝克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政治学”的概念。他认为，民主与开放是控制风险、强化信任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他所谈的，就是风险、信任与选择的关系———化繁就简意味着做出选择，而选择就得面对风险，并付出信任。选择，包括了解、讨论、投票和同意，这是民主最基本的法则。我们既可以把它们看作控制风险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把它们视为构建系统信任，乃至对政治体制整体性信任的基础。信任和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讲，没有选择，就谈不上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