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关于“未来”的部分，丧失了它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的极大优势。问题始终是：如果放弃关于“未来”的部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解释是否仍令人信服呢？
这是一本文选，由哲学家丹尼尔·豪斯曼编撰，从1848年至1982年这近150年间发表的经典读本中，节录为二十一章，第二版与第一版有显著差异。丁建峰中译本所据的是1994年英文第二版。其中，依我的评价排列，最重要的文章是弗兰克·奈特1935年一篇论文(“value and price”)的节录——“经济学与人类行为”。我努力尝试过，原文已无从查找，于是就更偏爱收录在这本书里的这一篇。其次，对经济学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托尔斯滕·凡伯伦于1909年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一篇文章，“边际效用的局限性”。在重要性方面被我排在第三位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于1932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节录。关于这本小册子，奈特专门写过一篇书评(1934年，《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44，no.3，pp.358-361)。最后，我把马克斯·韦伯的“客观性和经济学中的理解”(选自他的论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排在第四位，把弗里德曼1953年的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排在第五位。
以上所列，均为“经典”。还有一篇，可称为“新经典”，就是收录在这本文集内的詹姆斯·布坎南和维克多·范伯格的“市场作为创造性的过程”。奇怪的是，豪斯曼在“导读”内没有指出这份节录的来源。不过，我记得，它应当就是布坎南和范伯格在《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杂志2002年发表的纪念沙克尔“极端主观主义”思想的论文，标题是：“极端主观主义的宪法涵义”。
经济学是一门让经济学家们自豪到有些傲慢的社会科学。这种傲慢态度被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如果我们追究这种帝国主义态度的根源，不难看到，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言，经济学似乎有一套优越得多的理论与方法，并由此而发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傲慢态度。事实上，经济学只是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18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才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更加优越的理论与方法。在这一时期之前，学术思想史的考察表明，经济学家并不比，例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傲慢。
在英美学术传统内，马歇尔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学的创立者。在一份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年会报告中这样写着：马歇尔先生发言时，全场起立向他致敬。场内大多数经济学家，以不同的方式，都是他的学生。不过，马歇尔本人在那次发言中强调，他只是一位业余经济学家。因为，当时理论经济学还是一个尚未实现并且十分遥远的目标。
为使经济学成为“理论”而不仅仅是政策实践者的“决疑方法”，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部分提供了一项明智的洞察：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而言，经济现象的研究者的最大优势在于，经济人不可观察的动机被货币转化为可观察的行为，从而能够被客观地测度。例如，我们看到马路上有一位绅士掏出5便士，犹豫不决，他打算买一支香烟，又打算乘车回家，不晓得应当怎样选择。此时，我们能够推测，一支香烟的效用，对此时此地这位绅士而言，必定与乘车回家的效用相差不多，大约都等于5便士的价值。因此，由于行为的“可货币化”，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可能成为“科学”。
至于不可货币化的人类行为，马歇尔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并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决定世界历史的两种最根本并且最恒久的力量，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
这样，经济学就被马歇尔界定为研究货币化行为的社会科学。大约30年之后，经济学被罗宾斯进一步界定为研究有限的手段如何在无限的目的之间“最优配置”的科学。又过了大约30年，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的确立，“效率”一词在经济学中获得了严格的理论涵义，并因此而使经济学成为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在那之后的30年内，博弈论重写了经济学，使经济学成为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此处“理性”一词特指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它与“价值理性”无涉。
科学必须解释自然现象。经济科学必须解释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学家始终必须回答并因此而感到困扰的一个哲学问题是：理论与现象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
为解释经济现象，奈特指出，我们可以援引三类理由：(1)因果性的理由，如同物理学家那样，给出决定了经济行为的因果关系，例如，什么是“最优选择”，并如同物理学家那样收集统计数据，务求证实这些因果关系；(2)历史性的理由，如同人类学家那样，在特定情境的生活传统内寻找经济行为的合理解释，例如，行为的制度解释；(3)价值的理由，如同宗教学家那样，列出一切具有重意义的价值，考察这些价值在行为动机的结构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