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是复旦大学几位年轻学者近年来围绕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的讨论实录，为我们勾勒出一整套分析和理解中国20多年转轨过程的思想框架。
他们关心的问题很大，切入点却很小，往往是从市场和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直面当下市场经济暴露出的问题。从理路源头与理论工具来看，他们的讨论主要基于三种基础：其一是以二元分割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其二是以分权的视角看待中国政治；其三是以关系型社会结构看待中国社会。
这几点立论都颇有深意，耐人寻味。所谓二元经济，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与工业及服务业生产对立，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对立。在制度层面，就是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相互对立。由此，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模式就截然不同，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
而分权的研究思想来自面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后者是20多年来财政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经济学里已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其引入“政治市场”，将各地领导人视作追求多个相联目标最大化的理性人，公共投资和基础建设则成为他们可以选择的策略空间。这样，就把作为整体的中国政治决策过程分解成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至于关系型社会的看法，则是费孝通以降数代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归纳。这几位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身份认同”和“社会权力”这些经典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力量，并且可以有机地与经济学框架结合，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
这些理性思考的价值毋庸置疑，而且很多讨论背后都有严格的实证检验，绝非泛泛而谈。可我读完以后，也联想到很多别的问题，不揣冒昧，写下来求教于方家。
比如说，如果把最高级的政府设定为一个理性选择个体，那么谁来设计它的激励机制？谁来约束各级政府的行为(包括公共投资决策)？又有谁来监督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博弈？问得再彻底一点，中国近30年改革的动力何在，政府为什么有动力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财政分权到底是因是果，为什么会自动分权？几位学者似乎都有化约论的倾向，即把“在政治框架下讨论经济问题”的理路转换成“在经济模型中引入政府这个变量”。这正是过去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所在，无论把政府看作有特殊权力的“委托人”还是参加博弈的“博弈方”，其实都不能真正体现出政治所蕴含的权力。
在微观经济领域，学者们大都认为产权是一个核心概念。政府乃至国有企业之缺乏效率，归根结底在于产权无法明晰，从而无法有效率地参与市场活动。那么拓展到政治市场里，我们同样无法明确政府的权力，无法确保政府在公共投资、社会保障的效率，即使我们主观地把“大政府”分解成若干“地方政府”，结论也难有改变。
再回到社会层面，社会认同这个概念背后就暗含着社会分层。民工有民工的认同，大学生有大学生的认同，层次鲜明。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孙立平教授把中国社会分层概括为全方位团结起来的精英和一盘散沙的底层民众。至于拉开贫富差距的因素就有很多，几位学者谈到的“社会资本”和“权力”都很重要，其实布迪厄和福柯的论述更一般化，一切资本都是权力，一切权力都是资本。可作为经济学家，仍然应该继续探究运作资本的资本，支配权力的权力，光说资本和权力是不够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制度这两个字上面。
陆铭博士在书里有一篇文章，叫“增长重于制度”。这个题目有些费解，因为两者似乎完全不可比较。制度不是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增长也无法计量，甚至允许或者推动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若把经济增长看作自发的过程，那么比较更是无从说起。我把这里所说的增长狭义理解为物质财富或者是GDP在数量上的增长；而把制度看作保障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宪法和法律运作。这两者是内在联系、相互推动的，这样陆铭博士的观点才不失为一家之言。
这提醒我们，在运用经济学概念对公共问题发言时，必须注意概念的前提和使用范围。诸如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制度、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远不是天经地义地可以直接从教科书里照搬的。一代又一代学者重复思考着这些基本问题，才略略有所积累，达成很少的共识。讨论问题虽大，可适用的工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我总有些偏见，几位学者吸取不同学科不同方法构筑起来的解释现实的框架，逻辑上似乎还不统一，框架内部就充满张力。有些观点倾向于约束政府的权力，有些建议则需要大幅度加强政府干预的力度，打破自发生成的市场秩序。这样的实用主义方法可能化解很多局部问题，也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局部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突破思想约束来反思中国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就很难触及社会转型的根本症结。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王永钦、陆铭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