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的兴衰

　　公元1405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的去世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他的去世结束了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式“世界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曾梦想将整个欧洲大陆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随后50年间，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海洋国家开始探索海上路线，后来这些海路成了它们新海洋帝国的大动脉。在这本栩栩如生且富有洞见的《后帖木儿时代》中，约翰•达尔文巧妙地引导读者走过了此后几个世纪各帝国、政府和文化的复杂历史。

 

　　约翰•达尔文认为，要读懂这段历史，我们需要两件东西：第一是要更好地理解欧洲及包含美洲殖民地在内的“大欧洲”的力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是形成帝国的新途径。约翰•达尔文声称，帝国不是欧洲人特有的对其它民族自由的短暂攻击，相反，它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默认选择，是多数伟大国家建立权力的一种主要模式。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帝国现在招致了特殊的道德敌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它们拥有新技术，相比于世界上更古老的帝国，它们能够以更直接、更残酷的方式统治其帝国。

 

　　但这种强权的获得，绝非是一个长期、平缓崛起为全球优势力量的故事。这是一个由暴力入侵、意外前进和突然失败等内容组成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现代性的早期形式不只呈现在西欧海洋国家，而且呈现在早期现代亚洲的部分地区：秩序井然的官僚国家，有效率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发达的信贷和交通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本身能力有限，它们成功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大西洋经济体，却未能在亚洲真正建立起领土统治。有大约300年的时间，它们以“早期现代均衡”的形式，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庞大的农业帝国以及南亚与西亚的伊斯兰国家，共同存在、竞争和合作。

 

　　直到1800年以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才让一些欧洲国家脱颖而出。欧洲的西扩，让它获得了北美大陆的庞大资源。与此同时，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英国在印度组建了一个新帝国，并通过这个帝国找到了撬开东亚大市场的商业和军事手段。

 

　　这些激烈的巨变打破了老的均衡，让“大”欧洲在19世纪踏上了君临天下的道路。这一结果来自于工业化、通讯速度、全球化市场和自由个人主义的微妙吸引力。这些国家与其它国家——首先是与亚洲竞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能力控制新的商业财富流，让这些财富增强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侵蚀自己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权威。

 

　　直到经济形势逆转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帝国才宣告消失。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后殖民”世界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依然仍严重受制于新形式的帝国——先是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然后是一个——这些帝国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主宰了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如此之多的地方。

 

　　正如一切优秀的历史记录所应该做的那样，约翰•达尔文的这本书挑战了我们“明白当今世界”的意识。“西方化”大行其道事实上只是最近才发生的，而且是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全球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并不稳定，并且有突然收缩的趋势。自由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并不是君权的对立面，实际上，它们本身就是新型君权的道德框架。它们显然是普遍适用的，但在现实中，只有幸运的西方世界才能享用。

 

　　约翰•达尔文在这本书的末尾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当前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还能维持多久？一种新的制约因素可能会为我们带来答案，但在书中未曾提及。化石燃料武装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帝国，全球气候影响深远的变化已开始接踵而来。在这些变化中，可能就隐藏着我们当前这个扩张和移动时代的终结之因，而这个时代可能也会成为一段偶然出现的短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