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CENET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经济学著作书评征文活动参选作品
一、东亚国家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经验和教训
(一)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
二战以后，东亚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然而，经过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和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
世界银行（1993）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的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1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的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收的教训
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0.5个百分点（Penc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和财政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二、国外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1】。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一方面，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较快。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
（二）根据东亚国家经验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我国的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借鉴东亚国家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更好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一是通过最大化地实现充分就业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十一五” 期间，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处于劳动力供给高峰。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而且也是挖掘人口红利的惟一途径。二是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障水平相差悬殊。即使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届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在3000美元左右，但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上，现收现付制不可能为全民提供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积累制度是一个可行而现实的选择。三是加大对教育、培训、卫生健康等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以及对科学研究和研发等方面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克服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参考文献：
【1】【日】黑田俊夫.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人口学刊.19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