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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真正的敌人是自己

  科尔曼自居为主流经济学传统的代言人,拒绝继续对200年来持续不断的攻击保持沉默,而是意图对所有这些反经济学理论做出分析并进行批判。然而,遗憾的是他的分析和批判却流于表面,长期以来,经济学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一直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断攻击,时至今日,“经济学家都是冷血动物”、“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斥责声仍然在我们的耳畔响起。每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些微动荡,经济学家总是处于被指责的前列。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见于发展中的中国。通过回溯历史,澳大利亚人科尔曼发现,自从斯密的年代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股“反经济学”潮流。这股潮流是由各不相同的“反经济学”理论组成的,尽管它们政治立场或左或右,地域来源或东方或西方,言谈议论或艰深或浅薄,但它们都竭力攻击着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并且,这种攻击并非对经济学研究的正面“否定”和“批评”,而是视之为灾难,应予全面抛弃。正因为此,科尔曼的《经济学及其敌人》一书将它们归为同类。

  为这些“反经济学理论”所一致反对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传统。对于该传统的具体指称,科尔曼并没有做明确定义,只是泛泛地列出了几位代表性人物,如斯密、李嘉图、凯恩斯,以概括这一发源于18世纪并持续至今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对被控诉者定义的不明确,相应的,对控诉者的定义也就很不明确。本书所谓的反经济学理论家包罗庞杂,其中既有被社会变迁刺痛的文人,也有左翼的经济学家们,既有环保主义者和传教士,也有反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一言以蔽之,凡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者,均为反经济学者;换言之,科尔曼将经济学这一概念等同于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凡不同于此者,不论其是否自立经济学门户,都是反经济学。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了如此众多的攻击呢?书中主要举出了三种情况。

  一、为维护或反对社会秩序。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对主流经济学最早的抨击首先来自反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阵营,后出于各种革命阵营。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启蒙运动及大革命时期,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旧的经济秩序,要求提高谷物价格,进而推动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瓦解;而在1848年革命前后,自由主义经济学支持自由竞争环境,在表面上体现为维护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因此,也无怪乎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中都会传出怒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声音。

  二、为提倡民族主义或反全球化。19世纪末大规模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样视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敌,原因则在于经济学自认为普适科学,因而可以解释世界上任何地域发生的经济行为,而民族主义者在反对殖民统治的同时,将源出于殖民国的经济学理论一并视为殖民言论,因此他们拒绝承认普适性,而是提出建立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学。一个世纪后,“民族”一词为“文化”所替代,反对全球化的论者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消灭其他文化,主流经济学再次因为其自称普适性而为这些人抨击为文化消失的帮凶。

  三、最后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原因,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道德谴责。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还是孔德的社会实证学派,无论是革命家的书信还是环保主义者的檄文,都指责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不道德的行为张目,他们往往因此断定政治经济学应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人的摧残、自然环境的破坏、文化结构日趋多元等结果负责或者道歉。

  科尔曼在书中写道,考察所有这些反对言论可以发现,其中不乏简单的谤毁甚至是针对经济学家个人的人身攻击,即便在严肃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对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的道德指摘。就这点来说,本书作者对它们的特征概括无疑是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些毁谤和指责之所以出现的共同原因,他并没有深入归纳,而只是停留于对每一种理论的个别产生原因的论说。甚至,有些论说难逃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和道德指责,诸如对罗斯金晚年精神状态的嘲笑和对孔德等人个人品质的抨击。这样的“反击”不仅贬损了本书作为一本思想史著作的学术地位,事实上也降低了反击的力量,导致它远远不能达到封底评论所说的“与以赛亚·伯林的作品并列”的高度。

  当今世界普遍认为,自由主义者,无论为左翼抑或右翼,其首要特征都是承认解释视角的多元化。所谓主流经济学传统亦不例外。一著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视为一门验证科学,以解释经济现象为研究的出发点。由此,不难理解大部分经济学家为什么如此平静地面对攻击的枪林弹雨。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仅是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之一,而非全部;对于那些处于不同视角来攻击他们所采取的视角的言论,他们理所当然地置之一笑。

  在本书中,作者自居为主流经济学传统的代言人,拒绝继续对200年来持续不断的攻击保持沉默,而是意图对所有这些反经济学理论做出分析并进行批判。然而,遗憾的是他的分析和批判却流于表面,不仅未对这些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其深层原因进行究诘,反而津津乐道于“反经济学理论家”们的身份背景、家庭生活和个人健康状况,并由个别人的健康不佳得出所有的反经济学理论都是病态的结论。对此不得不说,这样的论断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甚至可以说,对于作者来说,他真正的“敌人”并非那些各式各样的反经济学理论,而是其与主流经济学思想传统相悖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尽管本书作者未必肯承认他具有此种思维方式。

  《经济学及其敌人》,【澳大利亚】威廉·奥利弗·科尔曼著,方钦、梁捷译,樊志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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