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帕克·拉尔《印度均衡》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能承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印度均衡》的中文版翻译任务，令译者感到十分荣幸，但实际上一年多来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也的确让译者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翻译和心理压力。
第一，该书的作者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国际发展研究教授，也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多年来，作者一直从事发展经济学及其相关的政策研究，曾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多次为世界银行、印度计划委员会、韩国计划部、斯里兰卡计划部、伦敦政策研究中心、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经合组织、美洲发展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家提供过研究和政策咨询。多年来，作者在发展经济学和政策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几十部著作，在国际顶尖的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他的报刊论文和文章则不计其数。面对这样一位顶尖经济学家写的著作，译者不敢有丝毫懈怠，也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们制定周密的翻译计划，反复阅读原著，多次进行译校，直到交稿的那一时刻，我们仍心情沉重，总害怕误解作者的意思，更害怕误导读者。
第二，从本书的内容和题材来看，该书的英文版早在1989年就由牛津的克拉瑞顿出版社出版，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印度均衡》则是经过作者修订和删节一新的最新版。该最新版综合了1989年“文化稳定与经济停滞”以及“印度劳动面面观”两卷的主要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例子进行了更新，另外还新增了不少原先著作所没有的新内容，总体而言，“文化稳定性与经济停滞”这一宏大的题材占去了较多篇幅，而印度劳动力市场则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补充。
从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该书内容十分驳杂，不仅涵盖了印度历史演进、地理特征，而且也对近四千年来的印度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变迁、不同外国统治者在印度独特的社会体制之下的统治模式变迁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除此之外，由于该书涉及的时间横跨公元前1500年直到公元2000年间约3500多年的时间，因此，文中所涉及的很多不同时候、不同统治者的用语、不同时期的地名今天已经失传，甚至完全弃用，比如，过去人们通常将revenue economy译作“岁入经济”，以描述古代或者距今较远时代的那种稅赋经济，但在今天，税收显然已构成现代国家立国的重要基础，因而一般应译为“税收经济”或“收益经济”。又如，曼萨达尔（mansabdars）是印度莫卧尔时期的皇家官僚成员，他以皇帝的名义统治国家、指挥军队，尽管他们常常是贵族的一员，但并不是占有封地的贵族，因为支持他们的官员和阶层都不是世袭官员和阶层。而所谓的曼萨达尔体制只是阿克巴在位时实行的一套体制，到了英属印度时期，这样的名称就不再出现了。显然，如何能比较准确地、全面地把握译作，更加系统地、不失原著本色地反映这些历史、政治、社会变迁，就给我们的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从国内对翻译工作的评介来看，过去大凡能承担翻译任务的译者，多半是那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专家，这些人拥有相当坚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译者的翻译态度坚定，又能比较认真地进行翻译和校对，因而读者对前些年翻译的总体评价为良好；但近年来翻译界的情形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承担翻译的人存在着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翻译者的总体素质也趋于下降。现在知名的学者、专家已不愿再承担翻译任务，主要原因在于翻译作品，或者不能计入有关单位的科研成果考核范围，或者被评价为弱于自主发表文章或著作的程度，另外，近年来收入水平、物价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不少，但翻译工作的收入却仍然相对低廉，很多过去的翻译者发现，与其辛辛苦苦进行翻译，还不如从事其他能带来更大产出的活动；最后，“一份价钱一份货”。近年来很多出价比较低廉的翻译任务自然就受到了翻译者的歧视待遇，其结果是读者就对译者的翻译水平产生了普遍的质疑；在这种不好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使我们这本书的翻译能够“与众不同”，达到“信、达、雅”的至高境界，的确是我们译者和校者面临的一个严肃而现实的问题。
第四，从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来看，令译者越发感慨的是，翻译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正好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一个严密的翻译计划。为了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翻译效果，我特别邀请了我的博士同窗。她本科和硕士均是英语专业，而我则是多个著名经济学家著作和文章的既成译者，我们各自分工，最后由我统稿。但在我半年多的埋头翻译之后才发现，由于各方面的客观原因，我的搭档根本就没有按照既定时间完成她应该翻译的任务，这时，只好由我一人拦下一部分翻译初级制成品以及大部分翻译和校对工作。记得斯密曾说过，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而工作的效果也因分工而效率提升。但我们分工翻译所得来的效率下降的结果，却让我真正体会到斯密所说的分工发生的条件以及事后协调的难度。之后，我对余下的译稿进行了艰难甚至是十分艰难的校对，很多部分只能由我自己重新承担起翻译的重任。
接下来就是校对工作。我个人的看法是，校对其实是翻译中最艰难的任务。原因是初稿翻译中，那些不知道、不理解、不明白、不通顺的词汇、句子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因为它们不影响整体上的翻译，但到了校对的时候，所有这些内容均必须一一面对。比如，作者曾用到这样一个词汇“juar”，从文章的意思来看，这个单词肯定是一种作物或者植物，但到底是什么植物，什么作物？我们查遍了牛津、剑桥、朗文、韦氏、Encyclopedia Britannica均没有发现这个词的踪迹，在网络上进行搜索，也看不到任何有关这个词汇的字句。无奈我们只好求助英语高手，但问了好多美国学者，他们还是不知道。又如，“moth”也是如此，从文章中看出，它是一种植物，但查遍所有的词典，均表明它是一种飞蛾，尽管我们知道大概的意思，甚至能猜测到，但要准确地给出中文译名则十分困难。还有，“mesta”这个词，从文章看也是一种植物，但怎么也查不到？同样的是，“Jumma”是印度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但国内并不存在约定俗成的译法。如此等等。凡碰到很多在任何词典、任何地方都查不到的词汇，我们就采取了所谓的逃遁法，按照音译，并注出原文。事实上，对读者而言，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在时间的催促、资料有限以及笔者的学识所限条件下，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此外，校对工作中还有一个问题你必须审慎面对。那就是，同样一个词汇，或者同样一个短语，在这里用这个意思比较贴切，但到另外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意思就比较贴切，而翻译统稿的要求则要求统一。这就要求反复阅读译稿，不断进行校对，从中寻找一个大家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看着面前摆着的、经过我四校和五校的多达50万字的厚厚译稿，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毕竟，在万千压力和重重谜团中我们终于走了出来。现在的译作就是我们的成果。正好像一个新生儿降临世间一样，尽管她是别人生的。整个翻译前后历时一年有余，本书的具体翻译分工如下：2002前言、1985前言、引言、第1、2、3、4、10、11、12、13、14、索引等由赵红军完成，第7、8、9由司燕翻译初稿，第5、6由洪静贤翻译初稿，全文由赵红军统一校对和定稿。
想想一路走来的很多帮助者，我们再多的感谢其实也不过分。首先是该书的作者拉尔教授，他曾经于2006年10月访问复旦，并专门给我留出了半天时间，来向他请教他书中的问题。其次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李维森教授，如果他不引介，我也不可能承担这本译著。另外上海世博事务协调局的司燕博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洪静贤、来自美国加州网名为“onrail”的同胞，自江西南昌的老婊“孩子在跳舞”，来自河南的“dudu23”，不知来自何方的英语爱好者“dodoli”，以及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爱好者“Tiramisu”，以及我的爱人沈国仙女士，我的女儿书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管理事业部的任旭华、朱启兵、林君秀等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辛勤工作、宽容与理解，就没有本译著的早日出版。最后，该书中的所有翻译不当、遗漏或者不完美之处均由译者来承担。
赵红军于芝加哥大学
2007年12月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