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故宫开了6年的星巴克咖啡店，受到央视英语主播芮成钢质疑后，掀起轩然大波。星巴克是全球化的标志性品牌，故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级形象代表，这次“冲撞”颇有象征意义。
生成之途相异，地域有别，文化冲撞难免不造成破坏。由是观之，回顾中国一个多世纪来的文化变迁，西风东渐之势不可逆转，而其背后无一不是破坏。星巴克与故宫尚不至于非此即彼———而国人服饰、音乐、建筑皆在破坏传统中彻底实现了“现代化”。显然，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当今衣食住行变化，文化之破坏并非一无是处，但人们似乎又难以理直气壮为之称道。但美国经济学家、文化史专家泰勒·考恩却对商业化和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破坏持积极态度，他更看重文化破坏后所产生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他的《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一书可以看的很清楚。当然，“创造性破坏”并不是泰勒·考恩的发明，这是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熊氏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
人们对文化趋势的基本态度大体可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种。对于未来，哲学家们和文化学者们往往持文化悲观主义的态度。比如，麦克唐纳，他说，“坏东西会赶跑好东西，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和欣赏”。2006年底，“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两部电影同日上映后的不同命运似乎为麦克唐纳的这个判断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与之相反，泰勒·考恩是文化乐观主义者，按照他书中的逻辑，国产大片的票房成功大概恰是“创造性破坏”的成功范例。
“满城尽带黄金甲”将人们拉进了电影院，它的巨大力量首先源于对电影模式的破坏———尽管这种破坏的始作俑者来自美国，来自好莱坞。
好莱坞大片本身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结果，它在面对电视的巨大挑战下产生。在电视冲击下，1946-1956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大约下降了50%，而到1955年，美国已有2/3的家庭有了电视机。《创造性破坏》写道，“好莱坞迅速地迎接了这个挑战。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制片商通过营销、华丽的场景和特效制作上投入巨大的风险投资来回应电视的挑战。”通过10多年的努力，从而使好莱坞在1970年代终于有了“制作精良，能与电视竞争的革命性产品”。正因为如此，好莱坞的大制作使电影产业在美国呈现勃勃生机。欧亚各国电影受到的冲击同样更多来自电视，而不是好莱坞的大片。中国国产大片逐步取代进口大片的地位，正是从外部汲取了破坏性的力量，转而创造出了一种“宫闱—功夫”的大制作类型片。尽管此类大片多有拙劣之处，且张艺谋等导演在电影中表达的历史观为人诟病，但绝不可忽视其建设性意义。
泰勒·考恩认为，全球化对传统文化虽有破坏，但市场的“创造性破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它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风格与媒介的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作品。在他看来，人们在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分歧往往造成了不同的结论。他眼中的多样化是指一个社会结构内部的多样性，而不是社会间的多样性。比如，国产大片增加了中国电影的多样性，但却使中国与美国的电影更加“同质化”，星巴克对中国而言增加了多样性，但却使中国和美国之间饮食文化的差异有所减小。对于身在不同地域的个体而言，文化消费的选择性增强才是真正的多样化。
泰勒·考恩认为跨地域的商业化对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明———它奠定了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而不同意希罗多德将希腊文化的繁荣归功于希腊人的综合天赋。他的研究表明，“西方文明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才展翅飞翔”，本意说文明已经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并处于衰落中时，才会产生对该文明的哲学理解。泰勒·考恩用这个譬喻总结出“创造性破坏”的密涅瓦模式，他认为“跨文化接触常常会在中断或摧毁某种气质之前造就它的繁荣”，“文化繁荣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
泰勒·考恩在书中使用了实证检验的方法系统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创造性破坏》一书将法国饮食、波斯地毯、拉丁美洲音乐作为跨文化交流成功案例，并尤其关注对全球化批评中受抨击最猛烈的领域，比如前文提到的美国电影。在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史料和数据中，拉丁美洲文化在商业化和全球化中获得空前繁荣的故事最为典型。这个地域的古纳印地安人有着高度发达的宗教和独立的文化传统，但18世纪以来在以欧洲为主的外来文化冲击下，这里的古纳文化形成了最为著名的文化创新———摩拉(mola)艺术，这是一种独特而彰显文化多元化特征的女士服饰，书中对古纳服饰这样描述：“面料来自哥伦比亚和中国，红色与黄色棉头巾来自日本，项链来自巴拿马、哥伦比亚和美国”。在书中对加勒比海周遭这一地域文化的盘点中，最大亮点却出其不意的是古巴音乐。一方面，古巴的音乐网络非常美国化，其唱片往往可以在美国发行并获得资本家的财富资助，在古巴向外部世界开放最高的1950年代，古巴音乐最有活力；另一方面，古巴的相对封闭，又保持了其文化的气质。泰勒·考恩认为，“古巴拥有世界上最富裕的音乐文化”。创造性破坏是个动态过程，文化盛衰，从来都是在破坏和创造中生生不息。事实上，任何封闭排斥外来文明的文化往往只能成为遗产，而无法保持活力。贫穷社会不应该成为“多样化的奴隶”。
泰勒·考恩的经济学家本色更在于他把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底，这正是他和文化悲观主义者们的根本区别。经济学从人而不是人们入手开始进行分析，判断首先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之上。泰勒·考恩在书中以个体的可选择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尺度，而不囿于各种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其视角甚为独特，毕竟文化的进步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诉求上来。但泰勒·考恩的这种解释毕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个人对于文化也有民族认同、地域认同的需要，而且这种认同本身就是创造精神的重要来源。书中对此作了某种程度的补救，对于集体认同的代表自身文化的公共标志，泰勒·考恩认为也需尊重大家的共识。如此，便更容易理解星巴克故宫店受质疑一事的民意反应，尽管能够提供更多个人的可选择性，但应尊重人们的共同知识。对于这种破坏，泰勒·考恩总结道：“太过‘公众’的形式也往往对外来影响更加敏感。如果传统德国小镇的中央广场上开了一家美国快餐连锁店，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文化体系走向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后必将崩溃，但一个文化体系如果只按照商业化逻辑行事也将麦当劳般“同质化”而失去独特魅力。事实上，泰勒·考恩此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商业化和全球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而辩护，毕竟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见解。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确会在破坏中激发对自我文化的创造力，但如果认为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对待文化交流和保护文化遗产上，也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多样化的格局。
《创造性破坏》 泰勒·考恩著 王志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