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起源于欧洲，但其成熟却至少部分得益于亚洲。
从十八世纪中叶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十九世纪中叶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这些古典经济学的巨匠都生活在英国。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英式观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斯密所支持的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他的“看不见的手”——就是由其出生地爱丁堡的进步以及英国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有限角色所激发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住在曼彻斯特拥挤地下室的穷工人们是他们著述的立足点，这丝毫不亚于迅速崛起的爱丁堡的工业烟囱对于斯密的意义。
经济学诞生并繁荣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似乎把个人生活的全部活动统一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社会生活王国，这个王国服从于法律等的管制。而早期的经济制度，按卡尔•波拉尼的话来说，只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在文化和政治的秩序之中。宗教、习俗、政治以及日常生活的再生产交织于今天所谓的经济活动之中：也就是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生活的领域从家庭、宗教、政治和习俗中独立出来，工作日和工作地的概念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和归纳，自利、理性的（和道德无关的）“经济人”——统治着我们在经济领域的行为。
资本主义不仅仅将经济从周围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约束中解放了出来，它还被赋予某种规律性，并最终被描述为具有普适性的法则。这其中有所谓的供求律，其结果就是单一价格法则。这个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和新古典传统法则意味着，在竞争均衡中，一个给定的商品不会以不同的价格交易，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亦不会存在。“经济人”和单一价格法则之类的简化，使得数学推理最终得以应用于经济学，这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学的清晰性和连贯性。
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互作用这一多维问题又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中得到复兴。他们问道：在保持成员自治的前提下，经济如何被组织，才能够改进其成员的物质和福利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迥然不同的：比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于积累过程中关税和地租的角色持对立观点；斯密自由放任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则更为著名。他们答案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是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卓越成就和经验为实证依据。
但作为第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的经验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如果经济学诞生于法兰克福、东京或是圣彼得堡而不是伦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其中心主题就会不同，经济学将更加强调大型金融机构和政府的相互合作、技术赶超的过程、大企业的作用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递增回报（Gerschenkron，1962）。这样而产生的科学将会更像约瑟夫•熊彼特（他本身是一个奥地利人）的经济学而不是亚当•斯密的。
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亚洲占世界的产出从60%下降到20%，而资本主义却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并使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Maddison，1995）。尽管日本经济在明治维新后的半个世纪里迅速增长，但亚洲经济仍然衰败了。
随着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以及（稍后）印度经济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局面被打破了。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印度、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近期经济发展史所给出的经验教训显然与十九世纪实行资本主义的英国经济、欧洲经济不同。这些经验教训中，肯定存在以下几个突出方面：殖民统治的灾难性影响；企业（企业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关键作用（伴随着市场竞争和政府指导）；协调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可能性（比如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印度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所展示的）；以及公共政策减弱或提升有效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过程中的私人激励。另外，这些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心理假设。
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介绍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现代继承者。它反映了各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肯尼思•阿罗、乔治•阿克洛夫、罗纳德•科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丹尼尔•卡尼曼、约翰•纳什、道格拉斯•诺斯、托马斯•谢林、阿马蒂亚•森、赫伯特•西蒙、弗农•史密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近年来的学术成果已经颠覆了古典和随后的新古典传统的最基本教义。在这些失守的阵地中（你即将看到），就有单一价格法则（第7-9章），它被更充分的合同理论和市场竞争所代替。实验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理论这些新领域的探索也类似地质疑了经济人的心理学假设（第3章），为经济学提出了一个从实证角度看似乎更为合理的行为基础。而其他的发展则复活了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对经济制度及其长期演化的研究（第2、10-14章）。
当然，以下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欧洲和北美起源的印记。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经济实践将给人们带来新的观点，这将丰富并可能深刻改变这门学科。其中，以下主题将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学与政治制度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给各个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既带来富裕也可能带来贫穷的差异机制；经济活动全球化的真正本质；作为一个经济机构的一个家庭；信息及其他“难以拥有”的商品服务日益重要的经济角色；以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中国经济学家必然会在这些前沿领域大放异彩。
在这样的期望与预测之下，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中国读者阅读本书，并对我的工作进行批评、扩充和修改。我要感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使该书中文版的面世成为可能，并感谢该书的译者们。
桑塔费，新墨西哥
200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