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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我的2006年书单

       记得在2005年2月底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开设了一版专栏:“给两会代表荐书”。现在我还模模糊糊记得,当时有位国内著名经济学者,在第一篇就建议两会代表读读罗尔斯的《正义论》。我看后笑了:怎么能给两会代表推荐这本书?这样说并不是因为罗尔斯的《正义论》不重要,而是觉得这些忙忙碌碌的两会代表,哪有时间坐下来啃读这本艰涩难懂的学术专著?就连国内经济学界、伦理学界和政治哲学界,有几人读过或敢自诩说完全读懂了这本书?若自己还没有完全啃读下来罗尔斯的这部艰涩的学术专著,或者说还没完全读懂它,就把它推荐给那些忙忙碌碌、甚至日理万机的两会代表,岂不会误人子弟?当时我想,如果让在下给两会代表推荐书,我首先会向他们推荐余定宇先生撰写的《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部《寻找法律的印迹》,并不是一部法理学或法制史的专业著作,但它却通过讲故事,把法律是什么、法治是什么这类艰深重大的学术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曾想,如果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们都能花上一两天读一遍这本法律故事书,就能大致会知道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治了,也许他们就能引领已经驶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社会驶向它应该前进的方向了。

用通俗的语言探讨艰深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些年在国际上很流行。一些学术大师把自己研究专业的前沿问题,用行外人都能读懂、行内人乐而称道的语言写出来,那才真叫高手!就说当代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出版)吧!像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么严肃和重大的史学和社会学问题,被这位耶鲁大学的老外教授娓娓道来,是如此有趣和生动。读史景迁的历史学著作,真有点像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过瘾!

这两年,我在读史。今年6月初,我去了哈佛。作为一个经济学人,出自自个学科的本能,常常理性非理性地追求着“最大化”。在“时间-收益最大化”上算来算去,在享誉世界的哈佛图书馆中,没能认真坐稳屁股读几本书,倒是没黑没了地复印和扫描了一些资料。9月中旬从哈佛返沪,首先买到的就是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口气读下来后,感觉到清澈透顶!这部耗费许倬云教授3年多时间才写出的通俗历书专著,思想之犀利,见解之独到,以及语言之美,均可称绝!读过这部《万古江河》后才发现,不但绘画、雕塑、建筑是艺术,文学、诗歌、散文是艺术,而且在历史这样过往总显得有些沉闷和无聊的学科中,原来有些作品也能被当作艺术品来雕凿!

在哈佛没敢花时间读史,回复旦后,在繁忙的复旦经济学院行政事务间隙中,总算能找点凌晨时间读点书了。最近,再读日本京都学派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先生的《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觉得别有一番韵味。这里且不说在国际史学界有著名的“内藤湖南假说”这一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重大学术观点了,单就这本上、下两册著作的行文风格而言,它也是这样地朗朗上口、通俗易读(当然借助于夏应元、钱婉约等的翻译)。一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被内藤湖南这位史学大师讲来,头头是道,且史中夹论,论中有史。加之,内藤先生不仅简单地讲述中国历史,而且把中国史学史内嵌在(embedded in)他的文本述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内藤湖南的这部《中国史通论》,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那时,大清帝国还没完全衰亡呢!

科学界、史学界、哲学界以及语言学界的一些学术大师们用通俗语言撰写行外人也能看得懂的学术专著这一世界学术风气,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学者。最近,董志强博士所撰写的《身边的博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博弈论专著,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近百个故事,讲述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现实世界的运用,使读者能在轻松愉快之中,掌握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国际上蓬勃发展且不断推进着的博弈论知识。博弈论,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正因为这一点,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博弈论,不仅彻底改造了当代经济学的理论推理逻辑,而且对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甚至哲学和语言学,都在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国人中普及博弈论知识,岂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用通俗语言和叙事话语讨论严肃的学术和社会科学问题,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进路,但显然不是惟一的治学方法。近些年,在国内思辨学术领域中,也不时有严肃的学术珍品出现。这里且不说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的《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部学术专著无论从哪种学术标准来衡量都是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了,最近由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青年学者所撰写的哲学专著,也可谓是高水平、高起点的学术真品。这两本学术专著,一本是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叶闯的《理解的条件:戴维森的解释理论》,另一本则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印出马亮的《卡尔纳普意义理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是在世界逻辑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语言)哲学家,其思想和理论曾对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则是差不多与奎因(W. V. Quine)齐名的一位当代哲学大师。美国另一位当代大哲学家罗蒂(Richard M. Rorty)曾认为戴维森是“美国最杰出的专业哲学家”,并具体评价道:“分析哲学在戴维森那里达到了顶峰——这即是说,超越和取消了自身。……戴维森对模式与内容之区分的批评,概括并综合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von Wittgenstein)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的自嘲,奎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以及塞拉斯(Roy W. Sellars)对经验主义的‘所与神话’的攻击”(参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8页)。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这部哲学名著中,罗蒂还把对人类思想界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探讨模式做了这样的划分:柏拉图式的(等级式的),康德式的(对应式的),以及戴维森式的(非还原式的)。也许戴维森本人并不同意罗蒂把他的哲学进路简单地称作为“非还原式”(我这里揣摩罗蒂说这话对维特根斯坦“图式论”哲学有着某些暗含的揶揄),单至少我们能从罗蒂这位当代大哲学家的这三段划分中能感觉到戴维森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了。既然戴维森和卡尔纳普在当代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能把这两位当代国际哲学大师的主要思想和学术贡献介绍到中文读者中来,公德无量,也自然会提高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认识水平。粗读过这两位青年学者的专著后,深感到有点令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整体汗颜:原来在中国哲学界还有那么多人在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韦森2006年12月10日星期日晨谨识于复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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