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 PHOTOTEX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是个极聪明极勤奋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理论、社会发展问题、饥饿与贫困问题、福利经济学、道德哲学等等，近年来又转向印度传统文化。70多岁的老人每年还能写作许多篇论文，在哈佛、剑桥以及印度之间飞来飞去。
这本《理性与自由》就是他2002年出版的专著，全书二十余章都是根据一篇或者数篇专业学术论文改写而成，从学理上对理性、自由、正义、公平、不确定性等概念做出解释和分析。与前一本反响极大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相比，这本《理性与自由》的叙述要专业很多，偏重学术层面的反思。但如果能追随他的思路反复涵泳，收获亦将愈大。我试着转述他的一个经典定理，读者诸君若是能够打通这个关节，那么阅读此书纵使还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但也应该抱有十足的信心。
对一个社会来说，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应是政府的一项职责。如果你愿意把家里的墙壁涂成粉红色，而这又不会对社会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那么政府安排就应该是让你把家里墙壁涂成粉红色。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政府的另一个目标。比如某样商品在甲这里没有任何用处，还占用地方造成不便，而乙正可以有效利用这样商品，那么政府就应该把商品分配给乙，这对双方的福利都是一种改进。最优的社会分配结果应该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这种境况被称为帕累托最优。
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社会上出现了一本道德上颇值得商榷的小说，比方说它的名字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尽管多数人都没有读过，但大家对它的内容和性质都有所耳闻。社会上有两类人或是两个人，不妨称之为某甲和某乙。某甲是道学先生，最恨社会风气之不端，把这种诲淫诲盗的书看作洪水猛兽；某乙则是秉持现代思想的年轻人，追求思想解放，最好全社会都无限制地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来了，在甲看来，最好政府制定规则，宣布它是禁书，谁都不许看。若是不行就退一步，允许甲看而乙不看，自己有免疫能力，虽接触有害书籍亦无大碍。最不济的是乙看甲不看，这样会进一步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乙的想法则反过来。最好的安排莫过于甲看乙不看。自己的思想已经足够开明，看不看都无所谓，而让甲这样的道学先生读这本书，真是大快人心之举。退一步，则乙看甲不看。虽然甲不能看，自己看看也是好的。最差结果就是宣布它是禁书，这样大家都没法看。
现在政府分别来问两个人对这本书的意见，好决定最后阅读权利的分配。甲自己是不要看的，看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再去问乙，乙则要看。那么政府综合两个人的意思，分别安排乙去看，甲不看。这个选择尊重了两个人的个人意志，且互不干涉。
可是这样的结果正好违反了前面所说的“帕累托改进”。因为如果政府安排“甲看乙不看”，那么无论对甲还是对乙而言，都比“乙看甲不看”要来得更好。甲会觉得减少对社会的危害，乙会觉得教育了道学先生，双方各有收获。而“乙看甲不看”的话，乙本身就无所谓看不看，而甲正是不愿意乙去看，大家都极不满意。现在这个结果是根据政府保障最低程度自由的理念得来，却与“帕累托改进”原则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保障了自由，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分配，自由与效率在根本上发生了冲突。
森的这一结论甫一提出，就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的基本标准，所有经济学者研究社会状况的终极目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而个人自由更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其间对“自由”和“自由主义”多有争论，但它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森的这一发现成为一条“不可能定理”，自由与效率竟然相悖，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那么诸多社会理论和政治科学学者数百年来追求不懈的目标就只是镜花水月不成？
可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各位学者包括森本人并没有在这个“不可能定理”前束手止步，而是围绕自由和效率的约束条件展开讨论，研究附加何种条件以后，“不可能定理”就可能转化成“可能定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森的这条“不可能定理”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块里程碑，无数的成果正从这条定理生发而出。
我们的语言充满着歧义，“理性”或者“自由”都是如此。经济学尝言“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自杀的人是否理性，前述例子中追求自利却都未能如愿的甲和乙是否理性，理性又是何种理性？同样的，经济学家把自由看作“满足未来不可知兴趣的灵活性”；诺齐克视自由为“在法律程序上予以保护”；以塞亚·伯林则说，自由应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其实不同定义对应的范畴各不相同。
为了避免歧义，森尽量使用数学语言。他在书里严格地证明，“理性”与“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一个人在做选择时，只有充分运用理性才能实现自由。而我们对理性进行评估时，也必须涉及自由的概念。人是理性的人，也是自由的人。理性和自由都是人之为人的关键节点，必然处于我们政治哲学的核心位置。
森这本巨著的价值即在于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困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正视这种困境，审慎地反思，运用理性，实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