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卡里·迈凯主编的《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一书，向我们介绍了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一些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学性质及其研究方法的若干观点。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学究竞算不算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具有经世济用功能的科学。
在历史上，褒之者称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贬之者则把它称作沉闷的科学。迈凯则调侃性地综合两端的观点，在其系统介绍全书内容的第一章的标题中，把经济学称作“社会科学的‘沉闷的皇后’”。
乌斯卡里·迈凯把全书的内容高度概括为三方面的问题：(1)经济模型或者说经济理论与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它究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还是虚构的智力游戏?(2)真实的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行的?(3)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其内部的激励机制或者说学术评价体系有助于使经济学研究贴近于真实世界吗?围绕这三个问题，迈凯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书中各位作者的观点。
在这篇后记里，笔者不再重复介绍书中的内容，只是力图通过发挥该书的论点，重点讨论与当前中国经济学有关的几个问题：(1)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事实与虚构。(2)关于经济学研究——表达方式的形式化、数理化与散文化之间的关系。(3)经济学家群体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利弊分析。 经济学究竟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还是虚构的智力游戏?这个问题若要刨根问底，最终可以归结为当代经济学的两个最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之一——经济人假设究竟是事实还是虚构(当代经济学的另一个假设——稀缺性假设，人们一般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近几年来，国内不断有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撰文指责经济人假设，认为它不符合真实情况，更认为它要为当前社会上各种各样道德失范现象负责。
把当前的道德失范现象归咎于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对经济学的误解，把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前提假设误认为是经济学的规范性伦理主张。明白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差异的人都能够避免这种误解，因此这里不再多费笔墨。
然而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问题却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的书名和基本论点，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比较公允的回答：经济人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绝非完全是虚构。正如该书所强调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包括太多的并不一样的对象，因此要对它(们)下一个统一的论断，往往顾此失彼。经济人假设同样如此，它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自私和理性。而自私又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可以狭义地指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和感受，不考虑别人，甚至损人利己；也可以广义地指人总是追求快乐的，而快乐可以通过助人来实现，即助人为乐。 假设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都(狭义)自私又理性，显然不符合真实情况，但如果假设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都不(狭义)自私又非理性，显然更不符合真实情况。现实当中的人恐怕基本上、大多数都位于利己和利他、理性与非理性这两组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当然完全处于极端位置的人也可能存在。因此，从是否符合真实这一点考虑，就只能从概率的意义上来评判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大多数情况中是比较理性且比较多地考虑自己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从概率的意义上讲，经济人假设反映了真实世界的期望状态。如果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大多数情况中是非理性的且比较少地考虑自己利益，那么经济人假设将不是反映真实世界的期望状态的假设。如果经济人假设反映了真实世界里的期望状态，那么它既在概率意义上符合事实，同时也包括着一定的虚构成分。于是，经济人假设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就应当取决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大多数情况中的行为动机与行为方式。
在一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任何全称断言恐怕都只能在期望值的意义上符合真实情况。经济学如此，其他学科如气象学、地震学等等大概也只能如此。
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并不仅仅是一个陈述。如果只是一个陈述，那就只需要考虑它的真实性。它还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假设，经济学当中其他命题和陈述都需要从它那儿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因此必须从“工具 ”的角度考虑(更确切讲是比较)它的适用性。可以把它与其他两类假设进行比较，一类是同样可能失真的全称断言，如雷锋人假设，即假设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那么是经济人假设还是雷锋人假设更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如市场价格的决定，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等等)?答案不言而喻。另一类假设比全称断言更符合现实，即断言人即有利己的动机也有利他的愿望；既是理性的，也有非理性行为。可称作多重人假设。这样的多重人假设可以充当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吗?能够从它推导出经济学现有的各种命题吗?如果能够，放弃经济人假设就是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如果不能够，经济学保留经济人假设就有充分的理由。在没有人能够证明多重人假设比经济人假设在推导经济理论命题、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方面更优越之前，尽管多人假设比经济人假设更逼真，从“工具”的角度出发，经济人假设将仍然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假设前提，不仅要考虑它的逼真度，还要考虑它的适用性，能够两全自然最好，不能两全，就必须有所选择。其他学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欧几里德几何学以非常不真实的点、线、面作为分析前提，就是一例。
关于经济学研究——表达方式的形式化、数理化与散文化的关系。当前对经济学脱离实际的指责的又一个根据就是经济学的形式化、数理化趋向，这种指责似乎也全球化了，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于是作为反冲，又出现了经济学的散文化趋向。我把散文化看作是经济学研究中那种不追求理论的形式化与数理化，不讲究理论的逻辑结构，不强调严格论证，只看重思想火花，只采用自然语言的那种取向。那么在反映真实与纯粹虚构这两个极端之间，形式化、数理化和散文化各靠近哪一端呢?
首先应当承认，当前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表达形式化、数理化的还是散文化的，与改革开放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围绕那么一两本书释来释去、或者忙于为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作正面论证相比，已经大大贴近了真实。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方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真实。用《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的术语来讲，就是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模型。该书贴切地把经济学模型分为狭义的数理模型和广义的模型。广义的模型(包括狭义的数理模型)是认识真实世界的工具，这个工具通过抽象简化真实世界的认识。任何模型，为了特定的目的，都需要通过抽象掉某些因素而简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这个意义上讲，一旦人用语言来指称、描绘、乃至思考真实世界时，就已经在建立模型了。而模型的逼真度就取决于简化的艺术。
所以，不论是形式化、数理化还是散文化，都是在为实世界构建模型。两类模型应当说各有千秋。数理化的模型，有助于从既定前提出发，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严密性，推导出相应的结论。可以把推理过程的错误降低到最低限度，起码是允许人们比较方便地发现推理过程的不够严密处。而为了能够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运用数学方法推导出相应的结论，往往需要设立一些虚构的假设，如市场中连续的供求曲线。事实上没有谁在市场上观察到连续的供求曲线，人们观察到的只是离散的价格——商品数量组合。然而为了推导出均衡价格，就必须假设供求线的连续性。但是又有谁能够指责经济学的这种虚构导致它背离真实世界呢?再比如严格正则拟凹的光滑效用函数，也是经济学为了推导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虚构的提假设。因效用无法观察，更加无法计量。但是从这个虚构的效用函数出发，推导出的关于消费行为的命题似乎与真实相距不远。可见，经济学包括一定的虚构成分未必就一定会使经济学堕落为无意义的智力游戏。
当然，并非任何虚构的假设都有助于数理模型推导出符合真实的结论。为了检这些虚构假设的合理性，就需要把数理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与真实世界相对照。这里往往需要采用计量模型的方法和案例对照的方法。检验结果如果否定了数理模型的推论，那就可以判定肯定存在不合适的前提假设。因为数理方法基本保障了推理过程的无错性，那么错误就有很大概率是来自假设前提。如果检验结肯定了数理模型的推论，那可以判定不存在不合适的前提假设。但是肯定的结果并不能保证前提假设是最合适的，只是肯定它们不坏。这里需要顺便指出，计量模型是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的有力工具，但是要从相关关系推断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单凭计量模型是远远不够的。
散文化的模型由于不需要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推理，所以可以摆脱那些虚构的假设，可以开阔思路，大量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猜测到许多合乎真实的命题，即所谓的思想花。今天我们重温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巴斯夏，李斯特，屠能，凡勃伦、康芒斯，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的散文化作品，仍然可以受到许多启示。
然而由于自然语言的歧义性、类比推理的非严谨性，散文化模型所得到的未必全是火花，也很可能是垃圾。
围绕经济学要反映真实这个目标，前提假设的虚构性与推理过程的非严谨性是难以同时摆脱的两块阴影，或者说前提假设的真实性与推理过程的严谨性是难以同时实现的两目标。经济学面临一种并非虚构的两难困境：推理过程的严谨性往往要以前提假设的虚构性为代价。或者说前提假设的真实性往往要以推理过程的非严谨性为代价。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面前，经济学无执于一端：只要形式化、数理化不要散文化，或者反而极之。只能兼包并蓄，让两种研究方法表达法并存互补。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过度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将无助于经济学的发展。只要经济学家们目标都是反映真实、解释真实、改进世界，那么数理化和散文化的方法都有存在的理由。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促使经济学家们始终把反映真实、解释真实、改进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