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同中国或者亚洲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对印度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这曾是大英帝国的版图，而且他在印度事务部做过短期的文官。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印度的金融问题。但是，他对中国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1921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陈焕章（康有为弟子）撰写的《孔门理财学》。凯恩斯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引至钱出，引出钱入”……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位货币改革家。他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被锁在一个抽屉里，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凯恩斯对W.S.杰文斯笔下的亚洲十分着迷。杰文斯把亚洲称为“贵金属的巨大储藏地和市场”……这种强烈的形象化描述在凯恩斯的脑子里触发了一个经济史的“货币”理论，把长时段的经济兴衰同黄金和白银的升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关于利率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也许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产生的。
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中断与之的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不过他对中国知之甚少。凯恩斯本人留下来的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就业理论。他的弟子琼•罗宾逊和罗伊•哈罗德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结构里加上了长时段的发展视角：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有何影响。
凯恩斯理论也许对今日的中国没有多大用处，中国面临的是转型问题——即摒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推进同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融合。英国一直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但对一个总需求由于传统工业领域（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畸形发展的工业领域）的失败而长期受压抑的经济来说，这个政策仍然有用。
凯恩斯的三个信条同今天特别有关系。
第一，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由贸易鼓吹者。他认为，由于没有保障充分就业的国内政策，很多国家不得不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的发展方式，最终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他写道，在推动一个国家同国际经济的融合过程中，“强有力的自我节制”是必要的。在中国快步奔向全球化的时刻，凯恩斯的这个警告是适宜的。
第二，他相信工商业活动受到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的制约。
最后，在汇率问题上经济学界至今似无定论。凯恩斯本人信任用国际协定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他经历了20年代和30年代的货币战，亲眼目睹了国家操纵汇率以达到贸易上的竞争优势的手段。他必定会反对一个国家利用汇率偏低的货币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以达到出口推动型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外汇储备不是为了囤积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我认为他一定会敦促中国多花少省。
正如我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中所说的，“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将自己的一生和思想贡献给了捍卫“单薄、脆弱的”文明外壳的事业。
（作者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写《凯恩斯传》历时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