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结论是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得不给央行管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政府唯一应该干预的就是货币，并且指出大国货币自由竞争并不可行。
一个多世纪以前，有个叫威廉·弗瑞斯的美国人类学家闯入在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其中有个人口在五千到六的雅浦岛给他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货币制度。岛上没有金属，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在消费中他们支付石轮———一种当地人叫做“费”的媒介，材料是来自离雅浦岛四百里的另外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岛上的交易结束之后往往不移动笨重的“费”，而让它留在原处，甚至连标志也很少作。岛上某家人曾经试图运回一个壮观的、非凡质量的“费”，但是却在靠岸时候沉入海底，尽管如此，但是当地人还是觉得他们拥有那块“费”，所以这家人被认为岛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传说中的石币岛，人类学家一次不经意的探险解开了人类法定货币的本质：是大家基于信用共同并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换句话，货币体系的基础很可能在别的观念看来均是虚构。
大部分现代世界的人，比如你我，读完上文都会认为石币岛的人愚蠢落后；但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则举了一个近代金融事件来击败我们文明的自负。1933年前夕，由于法国担心美国不再执行金本位，于是要求把联邦储备的美元兑现黄金，但是这么多黄金也不便运输，所以实际操作就把金库中的抽屉做些标记，表示其中的黄金属于法国，黄金仍旧保存在美联储。但是由于报刊上却大炒“美国黄金储备的损失”，于是市场一致预期看衰美元，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导致了众所周知的1933年银行业恐慌。
一部货币史，一旦理解错货币经济学，就成为货币祸害史。回到文章开始，石岛居民以加工石币以便支付，而文明社会以开采黄金作为储备。石头和黄金相似得可以在同一片采石场找到，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它们不过是人类财富的不同物化形式而已。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是经济的基石，货币结构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也会在无形中为经济的走向带来深远影响，所以穷毕生之力完成货币三部曲的凯恩斯也不得不慨叹：“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也没有比搞坏整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而且更保险的例子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模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虽然西美尔认为现代的货币体制是绝对理智的、逻辑的、运算的，但是从真实世界看来，货币措施中的非理性决策却一直挥之不去。正如蒙代尔所言，世界货币史上的两大阵营：法定不可兑换货币与可兑换货币两个体系在希腊时代已经产生。两派的支持者至今仍旧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机制纠缠不休，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最为人所知的名言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直到今天，由于现代金融的全球性与流动性，过多的货币在没有商品可以追逐的时候，就会转而投身资产，而全球性的泡沫也暗中形成。位于全球化年代，货币这只蝴蝶的一个轻微震动也足以让世界战栗。作别金属本位制之后，政府信用开始成为货币体系的基石，恶性通货膨胀开始成为经济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相当明晰，他的货币数量学说简言之就是强调货币供应必须稳定，他认为价格指数取决于政府的货币投放量，所以通货膨胀现象永远是货币现象。所以他主张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也就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由政府公开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样货币增长会得到有效控制，从长期来说有望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相一致。但吊诡的是，和所有的公共政策一样，真实世界货币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充斥了太多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千丝万缕的经济政治因素，甚至决策者个人气质都至关重要，一个偶然因素就可以撬动地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事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迫于白银团体的游说力量，为了安抚几位议员，实施了白银购买计划，从而大幅度拉升了金属价格。而当时的中国是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大国，在白银价格不断攀升的压力下只好宣布放弃银本位改成不兑换的纸币制度，促使白银的彻底非货币化。众所周知，因为金属货币本身的约束，通货膨胀一般可以控制相当范围内；相比由于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滥用的制衡，纸币制度往往充满不稳定性。于是乎，蒋介石民国伴随着抗战以及内战的消耗，在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措施破产之后，终于爆发了1948－1949年通货膨胀，当时上海的物价指数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为363，660，民国政权陷入无法自拔的危机。事过境迁，任职中国银行多年的民国金融魁首张嘉把促使国民党政府垮台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总结为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与1923年德国马克贬值并列人类历史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面对这段中国金融史，弗里德曼独自思索着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毋庸置疑，货币至关重要———这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共同逻辑起点，可惜他们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是演化的过程，所以大多偏好金本位制，米塞斯与罗斯巴德甚至主张回到严格的金本位制度，莫瑞·罗斯巴德从鲁滨逊的“一个人的世界”谈起：本来民间拥有自行铸币权，随着国家的介入，原本自由化的货币被政府窃取了，并通过滥发纸币来侵犯个人财产。所以他认为货币应该还原自由化；哈耶克认为货币如此重要所以应该交给市场，甚至更为激进地希望引入私人竞争来解决货币发售。相比而言，芝加哥学派虽然坚持自由放任，但是弗里德曼的结论却是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得不给央行管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政府唯一应该干预的就是货币，并且指出大国货币自由竞争并不可行。英国人诺尔曼·巴利调侃代表20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代表应该是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并且两者都是实证主义的———可惜货币理论却最难验证。同为芝加哥学派的乔治·施蒂格勒认为，“如果他们对受欢迎的经济政策的讨论作出自己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对政策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理解”，大概可以作为双方动机的注脚。现实的结局是，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式微，主张货币干预的弗里德曼得到更多官方认可，而二者观念上的成败高下，大概只有上帝有权裁决。
(《货币的祸害》，[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