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接触戴斯勒教授的《美国贸易政治》一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求学。记得当时跟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蒂芬·海歌德（Stephen Haggard）教授选修“独立研究”这门课，只有我与另一位来自日本的博士生。在教授指定阅读的书目中，《美国贸易政治》赫然列于首位。海歌德教授本人专攻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著述颇丰，在该问题研究上长期占据引领者的地位。他对该书的强烈推荐自然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教授当时对该书激赏的生动神态至今历历在目。
《美国贸易政治》这本书备受美国学界和政界的推崇，被公认为了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演变的最权威著作。自1986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到今天已经出到第四版。在第四版的封页上，美国前众议员比尔·弗伦佐（Bill Frenzel,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MN, 1971-1991)）这样写道：“如果我是制订贸易政策的最高首长，我就延请戴斯勒担纲我的顾问、导师、史学家、分析家及政策阐释人。”他从政治家的角度对该书内容之深刻及实用性之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前面提到的海歌德教授从学术视角给予了恰当的评价，他在再版封页上指出：“该书迄今仍然是研究贸易政治的最好的单卷本著作。该书堪称真正的经典。”
我个人的研究曾受到戴斯勒教授著作的很大影响，我有关1990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的博士论文无论从选题还是到论述，都可以看到它的烙印。 从自己的认识看，我觉得这本书具有以下一些方面优点：
一、该书采用了政治过程的分析方法，是真正的贸易政治视角。
该书对193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制订的政治过程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它的主要关注点是“贸易政治”（trade politics），不同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套路，即对于美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及其特点加以概述，比如美国的保护主义及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美国对于多边贸易组织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双边贸易政策等等。“贸易政治”重点研究的是一国贸易政策制订的整个政治过程，围绕贸易政策的出台不同政策主体或角色之间进行的竞争、斗争、折冲、协调与妥协等的过程。政策主体、角色既包括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及其同盟，也包括立法过程中的府院之争、国会内部不同派别的较量。贸易政治更多的属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范畴，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与生产等的政治过程，研究不同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事务的运作，以及政经两股势力的互动。 与强调政策研究本身相比，对于决策过程的研究不仅使我们了解政策内容本身，更能使我们了解政策背后的故事、政策出台的政治动力与规律。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也。显然，我们对美国贸易政策制订过程的研究刚刚起步，《美国贸易政治》一书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二、该书概括了美国贸易政策发展的线索，对不同时期之间的承接转折做了详尽的分析，突出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
该书起自193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史慕德—哈利关税法》，这一保护主义的关税法大大提高了进口关税水平。这一“以邻为壑”的利己政策最终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弹而纷纷效法，从而使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作者明确指出，这一法案与十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所谓“霸权稳定论”的看法 ，美国早在1890年代就已经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工业产值超过英、法总和。但是，它未能承担起它应有的支撑世界贸易体系开放的责任。
但是，美国之所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关键时刻采取极端保护主义的做法，主要是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是国内政治的选择。美国宪政体制的某些特点促成了这一灾难性的抉择。美国宪法规定，国会负责“对外商业关系”，掌握进出口关税权，掌握政府的“钱袋子”。由于国会议员定期而频繁地面临竞选的压力，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对本选区选民的呼声，特别是要求保护的利益集团作出反应，直接掌握关税和财政预算的众议院尤其如此。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政治影响力不平衡的问题。比如，广大消费者从进口中得益，但是组织他们成为压力集团的成本太高，因此，消费者最终在贸易决策的过程中可感知的压力很小，相反，那些受到进口产品冲击的所谓“进口竞争集团”则由于利害集中，便能采取强有力的游说行动，向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美国国会才屡屡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本营。
但是，戴斯勒教授认为，国会主要领导人从19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中认识到这一点，创造出了使国会摆脱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压力的新机制。这是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美国国会通过了《1934年互惠贸易法》，国会立法“授权”总统去谈判贸易自由化的协定，这就是“1934年体制”的起源，也是现在所谓的“快车道”授权的开始。通过这一安排，国会既保持了宪法的权力，同时又使自己摆脱了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这一授权安排一直延续至今，不仅包括给予总统谈判权，而且还包括贸易救济机制等内容。那些遭受进口产品冲击的要求保护的厂商可以到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和要求，比如提出反倾销、反补贴诉讼，或直接要求贸易救济，美国行政部门负责裁决和采取行动。在这种安排下，我们看到，稳定性高于国会的总统行政部门，由于较少面临选举压力，它们能够承担起阻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重任。
正如作者指出的，“1934年体制”在其后的岁月中受到了不小的挑战。比如，国会领导人年资体制式微，政党纪律对于个别议员约束力下降，议员当选更多依赖于个人能力与魅力，这都使得他们在贸易问题上获得了更自由的选择余地。
“1934年体制”的授权安排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即美国不断对外进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谈判达成的双边或多边自由化承诺又进一步“锁定”了国内的这种安排。这是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双边、地区与多边贸易自由化安排，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重要原因。
三、该书是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贸易政治发展趋势与方向的重要参考书。
作者多次指出，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并非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有条件的自由贸易，如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最惠国待遇上强加移民、人权等条件；强调“对等”原则等做法。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以劳联－产联为代表的传统保护主义衰落。与此同时，在国会内部，支持开放贸易的声音在加大。促进开放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其主体自然是跨国公司、那些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企业以及经营进口产品的商贸企业。
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美国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利较多。它们目前仍在维持这一体系，除了相信自由贸易体制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外，还在于这个体系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传统保护主义之所以式微，主要是因为传统制造业的衰落，特别是那些缺乏技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利益受损者。
作者又指出，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在美国处于上升的时期，主要是要求提高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的集团，它们往往又与传统保护主义的集团结合，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些新保护主义势力的活跃，表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运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WTO部长会议的骚乱中达到高潮）以及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运动中。
最后，作者再次提出“贸易政治”的经典命题：即要想继续维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就必须营造支持国际贸易体系的国内政治基础。认识这一点，对于美国、对于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在结尾处提出，要使美国适应全球化，必须重新签订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共契约”，公民支持自由贸易，而国家要提供社会福利保障。
四、推荐这本书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并非只钻“象牙塔”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种关照现实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品。
美国很多学术著作，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著作，过于强调采用理论方法，用自己臆造的概念去组织事实，或提出一系列的假定，而后用理论家认为圈定的事实去“验证”或“证伪”，最后发展出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当然，理论家采取这种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推动理论的发展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缺乏对事实本身的系统了解，其匆忙中进行的“理论化”努力是否“靠谱”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钻“象牙塔”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过多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不食人间烟火，并不是健康的学风。《美国贸易政治》这本书从有关美国贸易政治的众多著作中脱颖而出，一版再版，说明现实世界需要类似的能够把学术、理论与现实政治经济生活较好结合的著作。这种学风无疑值得中国学者借鉴，我国学术资源稀缺程度远远高于美国，我们更经不起任何学术资源的浪费。
五、该书为分析、把握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趋势与方向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框架。
毫无疑问，中国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问：这本书能对我们分析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起到什么作用？
我想，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在美国贸易政治的体系中，利益集团－立法机构（国会）－政府（总统行政机构）之间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争取公众的支持是国会与行政的目标，是它们生存的基础。但是，当前国会在授权总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出现了与政府的默契合作下降的局面。全球化的经济对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受益者与受损者的冲突升高了，不过，受益者在政治资本上、对政策的影响力上远远超过了反全球化的势力。
这种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解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美之间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多年位居贸易伙伴之首位。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巨大实惠，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产阶级薪资增长缓慢造成的阶级与阶层对立。
但是，在全球经济时代，中国不会停留在只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阶段。由于中国市场大，生产成本低，市场开放，政治社会稳定，中国也同时吸引了国际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落户。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是全面的，不仅包括纺织业，也包括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以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制造业企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向中国施压抬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我们看到了跨国公司与美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异。美国跨国公司主张强化中美经济联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本土制造业则呼吁通过强制人民币升值等手段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地位。到目前为止，在这场较量中，代表全球化经济的跨国公司占据了上风。美国跨国公司与本土公司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凸显了全球化世界的一对结构性矛盾，即经济要素中资本要素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
中美在经贸关系中的共同利益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连接两国战略关系的纽带。同时，两国在经贸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也加大了，在某种程度上，中美经贸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进入了以规则相互反制的阶段，这一阶段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下一阶段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并最终决定两国在全球政治与战略格局中的地位。美国显然更早意识到这种竞争的严重性，开始采用“新阶段”这一提法，表示要把中国作为真正的经济竞争对手加以认真对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06年2月发表的最新报告明确表示，这一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维护世界贸易体制的义务。 美国的深层目的可以理解为，借助美国占优势的跨国公司与政府的相互配合，把中国纳入到它们所编织的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分工网络中。当然，美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达到这一目标绝非易事，快速发展了20多年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解《美国贸易政治》中揭示的有关美国贸易政策制订的政治逻辑，显然有助于厘清这些对我们的未来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诸多问题。
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文字，希望能对读者朋友们认识这本书的价值，掌握其思想精髓有所帮助。欢迎批评指正。是为序。
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楼
2006年2月17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