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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读《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

 

    近来读到贺雪峰新著《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其中关于新乡村建设的部分颇有感触,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这一论题的:他首先揭示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然后从具有具体操作性的微观行动方面谈了新乡村建设问题,从而为中国道路探索前进的方向。在笔者看来,贺雪峰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是中国道路的战略选择,且这两个问题是高度相关的,新乡村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乡村建设,而是在中国道路的战略选择下进行的乡村建设,它的前提条件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笔者认为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外部条件和内外部限制,一个是中国的事实和问题,最后一个是中国人的哲学观,包括中国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而贺文所建构的中国道路正是以为中国九亿农民想办法找出路为思考的起点和基点的,关于新乡村建设的试验和研究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对于中国在世界(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有很多人对这一前提性问题缺乏应有的自觉,而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欧美话语和主流范式的支配,从而极易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和判断的失误。比如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创,诸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武汉和重庆等重工业城市,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轻工业(诸如电子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但问题是这些产业的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的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生产的是零部件,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企业所得收益只占总收益的极小部分,当然这是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极易受到市场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处于产业链条上端的跨国公司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把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转嫁给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中国企业,从而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这就是贺雪峰所提到的“产业结构的轻型化”问题。

    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农耕文明的时代,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很多在外做官的人退休后都会告老还乡,在外发财的人一般都会回家买田置产,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之间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互通的;在19世纪中后期以后,由于开放通商口岸,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农民也开始到这些城市经商或务工,开始了其城市化的历程。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就像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讲的,德国的农村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德国的农村问题与美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不是同样的问题。那么,由于中国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城市就业机会的有限,九亿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从农村迅速转移出去的,中国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并行的道路,让农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建设乡村而不是破坏乡村,让农民能在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愿意并且能顺利回到乡村,“力避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农村的破败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广大有识之士纷纷进入农村,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的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旨在消灭农民的“穷愚弱私”四大顽疾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践。撇开成败不论,笔者认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从教育入手,过于注重细节,而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整体关照。梁先生对中国的哲学以及社会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是想塑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生活方式,但梁先生不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他的农村是哲学上的农村,是抽象的农村,这就导致他的关怀与农民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导致了“我们动而农民不动”。但这些先行者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具有入世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

    在世纪之交,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接过了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大旗,从组织农民合作社、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文体活动等方面入手开始了同样轰轰烈烈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其代表人物是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等,笔者认为,新乡村建设在启动之初,具有天然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各大媒体都是一片叫好之声,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大批志愿者参与其中,但新乡村建设仅靠热情和奉献并不能解决问题,而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索,所以,笔者认为,新乡村建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明了的问题,我们先把结构性的矛盾揭示出来,具体的乡村建设实践如何开展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我们当前的乡村建设试验是行动,但更是研究。根据笔者参加乡村建设试验的体验和农村调查的经验,笔者认为今天的新乡村建设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的工作是反思当前的农村政策。现行的很多农村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后果是破坏性的,笔者认为,应该从农村政策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实施后果出发,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打通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鸿沟,为农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农村政策真正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个层面的工作是整治乡村居住环境。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乡村的田园风光有着美学的想象,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农村时,我们会发现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较为突出的是村庄道路差、环境污染严重,应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优化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第三个层面的工作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即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贺雪峰认为,这是当前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也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并提出了从关注农民增收到提高农民福利这一判断,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化入手进行乡村建设的,他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他所主张的现代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儒家所主张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今天,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无疑是另外一种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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