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书评

 
 
　　作为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罗纳德德沃金起初的兴趣却是哲学。他在牛津拿第二个学士学位时才发现了对法学的兴趣，并进入哈佛攻读法学。与其说德沃金是法学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而且是道德哲学家。他可说是当代法理学家中最坚持道德立场的一人。也正因为如此，他致力于反对将道德与法律分离的种种理论——后现代主义、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的文学批评、法的经济分析，等等。
　　此书名为《原则问题》，顾名思义，德沃金认为他讨论的都是法律原则问题。在德沃金的法哲学理论中，原则、程序、政策的区分是极其重要的。原则和规则都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全无或全有的”，而原则却是灵活的甚至可能冲突的。或者说，原则是一种理由。规则虽然是规范的，但由于立法的不完美，却未必是完备的，所以会出现“法律漏洞”。在德沃金看来，这种漏洞是语义学上的漏洞，而非法律的漏洞。如果把法律看作规则、原则、政策构成的整体，任何法律问题都有惟一正确的解释。所以，法官的判决必然是“政治”的判决，这种政治判决并非在造法，而是对作为整体的法律的适用，是“解释”而非“杜撰”——这是他和哈特的重大分歧。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原则和政策之别。在德沃金看来，原则和政策都是法官判案的依据，但其论据是不同的。原则的论据意在确立一种个人的权利，政策的论据意在确立集体的目标。政策是可以计算“最大化”的，原则却不能。政策也不能脱离原则——这正是德沃金反对波斯纳之所在。在他看来，“财富最大化”不是社会的价值目标，甚至也不是工具目标。但是德沃金的反驳并非完美。“不考虑制度正义，状态B比A好”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最大化都受制于特定的约束条件。当然，对制度的经济价值问题，经济学家也没有完全解决，但这也许更需要学科的融合而非相反。
　　当我们明白了“原则是什么”，才能去判断到底“什么是原则”。许多争议恰恰来自于“什么是原则”的错误认识。例如，“自由主义”这个曾经激动人心的词汇，现在却成为意义含糊甚至“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由这些原则推出来的政策区分开来，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作为辨析“什么是原则”的例子，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德沃金分析了著名的贝基案。此案的有趣之处在于，从一个原则——种族平等——得出的政策，却被认为违反这个原则本身。那么这个原则，或者说贝基主张的“个人宪法权利”到底是什么呢？德沃金分析了贝基的律师提出的三种论证，逐一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平权法案所要求的宪法权利，不是“不得单纯因为其种族缘故而被拒于医学院大门之外”或“作为个人而非团体成员”之权利等等，而是“没有人因为其为被视为与其他团体相比不太具有价值或不太受人尊重的某团体之成员而遭受不幸”。这个绕口的说法中，确有不亚于鲍威尔法官的法律意见的智慧光芒。至于到底哪种更为正确，不妨参看最高法院后来对类似案件的判决。
　　需要指出的是，德沃金的为人和为文，可以说是认真而不谦虚、雄辩而不幽默，甚至到了偏狭的程度。例如他的行文，充满了“愚蠢（silly/crazy）”、“怪诞（bizarre）”、“尽是胡闹（all nonsense）”、“完全失败（ wholly fail）”等字眼，可以说不留任何情面。当然，这可以看作是坦诚的表现。而从其文风，可知德沃金必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事实也确是如此。但尽管他的每本书都引起很大的批评，他的许多判断——比如对法律经济学命运的断言——也被证明为错误，他却始终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罗纳德里根说：“不管德沃金理论有什么错误，其中肯定存在着许多正确之处。”这正确之处，正是德沃金思想的价值所在。
　　对于中国的法学和法治而言，它们同样年轻，对彼此也同样重要。法治建设需要好的法律人，好的法律人也不能脱离转型法治这个背景。遗憾的是，中国法律界虽然数量增长迅速，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却似乎还遥遥无期。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种“边缘法学”比纯粹的法学发展得更快。当然，这有其时代背景；但是如果因此就遗忘了“坚持法律原则”这一法律共同体的“至上美德”，致力于各式各样的“解释现实为什么是正确的”，而忘了“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对我们的法学和法治都是危险的。
　　德沃金的思想，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思想的“逆流而动”。他所反对者，也许是法学未来发展的道路；他所坚持的，也自有其价值。也许，对于德沃金的理论，我们多数人所能支持的都少于所想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所支持的存在一个交集，那可能就是真正的“原则”。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或者该用德沃金的话说：“如果哲学家们愿意的话，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标，即在我们的法律之内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们身上。”
　　
《原则问题》，参见<财经>9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