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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 开放包容——读《黄达书集》

  《黄达书集》,几个月前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录集成6卷,出版问世。这是学界,尤其是金融学界的一件盛事。作者黄达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亲自参与组建并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学单位,辛勤耕耘,虽经受了不少的波折和困难,但仍专心致志,自强不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和他所带领的群体,在培养青年学人、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倡导并组织金融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投入很大精力,有很大贡献。
  黄达教授热爱教学,精益求精,并念念不忘科学研究,孜孜不倦。《书集》6卷,足以说明他的这种精神。
  《书集》录集了作者在不同年代的11本著作,这可分为两个阶段。以改革开放之日为界,此前构思成书的有5本。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1957年)和《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是教材,曾被广泛使用,在金融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的有6本。其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1984年)和《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1997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整体经济动态运行来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问题;由于这个视角便于对货币金融政策、制度、机制的研究和评价,因而深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重视。另外还有两本作为教学用书出版的《货币银行学》(1999年)和《金融学》(2003年),也被不少学校所使用;作者在编写这两本书,尤其是后一本书时,力图反映中国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动向,因而自然地论及中国的金融理论和学科的建设;同时期的另一本书,《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2001年),则对金融学科建设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
  作者以“足迹”为题,为《书集》写下了前言,扼要地介绍了这11本书的内容和写作背景,也记下了他自己在这55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心路历程”。我有幸读了这个前言,温习这几本著作,回想到这个群体在几十年学术道路的经验,感到,《书集》集中体现如下特色。

  立足本土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界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苏联金融学科当时的主课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按此模式,中国的金融学科应当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样一门主课,这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就已明确。同时也明确,这门课的内容不应只有苏联的材料,而是应主要植根于中国货币金融发展,应包括过去的“史”、现在的概况和将来的展望。
  立足本土的想法虽已经有了,但实行起来却颇为艰难。仅仅编纂中国金融的历史资料是不够的,还要“史”“论”结合,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形成和演延作一定的分析。《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1964年),在此作了初步的尝试。
  在立足本土的道路上走得较大也较为成功的一步,是198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前面已经提到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这两本书的主题是综合平衡,背景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前一本书想说明,在这样的体制下货币银行、政府财政、企业财务怎样密切关连。后一本书则是要分析,当上述那些环节间综合平衡发生失衡时,诸环节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立足本土,自然首先要关注本土的重大事件和现实问题。在这点上,走这一步很及时也是有必要的。

  探索开拓

  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在中国的金融学界有深远的影响。《书集》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专门论述货币的著作,他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的论述,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是分散的。作者在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两本书,吸收了苏联学界的经验,把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整理成比较系统的教材,对中国金融理论起了推广普及的作用。
  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在《资本论》的许多篇章中均有表述,但在这两个层面上最为重要。一是在商品交换的抽象分析中,一是在资本流通的较为具体的分析中。在商品交易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在资本流通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演变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前辈们这两个层次的理论分析,为研究货币机能及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开拓了学者的视野。
  《书集》作者及其群体在这方面是作了努力的。196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是一本译著,从书名看来也不像是专门研究货币理论的;但从译作者本意看,实际上是由此来探索一个本质性的货币理论问题,即货币的内在价值与以商品价格水平表示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二者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金融货币制度下就已存在,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更是突出,因而是几百年来始终存在并令人困惑难解的重大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决非一两本书就能弄清楚的。但作者在这方面确实作了努力。
  货币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运动、作用和影响,在20世纪迅速发展,可谓千姿百态,但也矛盾重重。这些新的情况,马克思当然无法预见,20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人也由于没有切身的体验而不易把握其实质。货币在这层面展现出来的一切,如今笼统地被归纳于“金融和金融市场”。这个意义上的“金融”与货币当然是有关系的,都是货币和货币制度的机能和作用的极度发挥。作者在《金融学》(2003年)一书中对金融作了广义的界说,并对货币和狭义金融的关系作了扼要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书的末章以“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为题,论述了几个理论问题,为货币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以及货币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理论概括,虽然简短,但意在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开放包容

  《书集》中教材居多,因而理论阐述的篇幅比实证分析要多。但作者对实证研究一向是重视的。在各书中多处提到“史”“论”结合,即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史实不仅要有数据资料为依据,还要对这些史料作分析。作者在讨论综合平衡问题时,虽未能列出很多统计资料,但十分注意数量分析。更能说明作者重视实证分析的当是1990年出版的《工农产品的价剪刀差》一书。作者从1930年—1936年的物价数据来研究当时存在还是不存在“剪刀差”,从而来探讨建国以来“剪刀差”是否已经缩小的问题。这项研究如果能持续进行,当然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大有益处。
  当今,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学术问题上是否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如何对待欧美学界在金融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成果有关。因此,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很高,当以其内容是否有现实意义为评价的基准;是否应纳入中国的学术系统之中,当以其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是否有用为标准。从《金融学》这本教材的内容看,作者是力持学术开放和包容态度的,对作者所说的希望较为全面地知晓和把握金融基础和理论前沿以及金融领域热点问题的读者会有较大帮助。
 
立足本土 开放包容——读《黄达书集》 
 
 
中国人民大学 王传纶  2005-09-30 10:50:05
 
  《黄达书集》,几个月前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录集成6卷,出版问世。这是学界,尤其是金融学界的一件盛事。作者黄达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亲自参与组建并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教学单位,辛勤耕耘,虽经受了不少的波折和困难,但仍专心致志,自强不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和他所带领的群体,在培养青年学人、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倡导并组织金融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投入很大精力,有很大贡献。
  黄达教授热爱教学,精益求精,并念念不忘科学研究,孜孜不倦。《书集》6卷,足以说明他的这种精神。
  《书集》录集了作者在不同年代的11本著作,这可分为两个阶段。以改革开放之日为界,此前构思成书的有5本。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1957年)和《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是教材,曾被广泛使用,在金融学界有相当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的有6本。其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1984年)和《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1997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从整体经济动态运行来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问题;由于这个视角便于对货币金融政策、制度、机制的研究和评价,因而深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重视。另外还有两本作为教学用书出版的《货币银行学》(1999年)和《金融学》(2003年),也被不少学校所使用;作者在编写这两本书,尤其是后一本书时,力图反映中国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动向,因而自然地论及中国的金融理论和学科的建设;同时期的另一本书,《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2001年),则对金融学科建设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讨。
  作者以“足迹”为题,为《书集》写下了前言,扼要地介绍了这11本书的内容和写作背景,也记下了他自己在这55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心路历程”。我有幸读了这个前言,温习这几本著作,回想到这个群体在几十年学术道路的经验,感到,《书集》集中体现如下特色。

  立足本土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经济学界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苏联金融学科当时的主课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两门。按此模式,中国的金融学科应当有“中国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这样一门主课,这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就已明确。同时也明确,这门课的内容不应只有苏联的材料,而是应主要植根于中国货币金融发展,应包括过去的“史”、现在的概况和将来的展望。
  立足本土的想法虽已经有了,但实行起来却颇为艰难。仅仅编纂中国金融的历史资料是不够的,还要“史”“论”结合,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形成和演延作一定的分析。《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1964年),在此作了初步的尝试。
  在立足本土的道路上走得较大也较为成功的一步,是198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和前面已经提到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这两本书的主题是综合平衡,背景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前一本书想说明,在这样的体制下货币银行、政府财政、企业财务怎样密切关连。后一本书则是要分析,当上述那些环节间综合平衡发生失衡时,诸环节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立足本土,自然首先要关注本土的重大事件和现实问题。在这点上,走这一步很及时也是有必要的。

  探索开拓

  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在中国的金融学界有深远的影响。《书集》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专门论述货币的著作,他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的论述,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是分散的。作者在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两本书,吸收了苏联学界的经验,把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整理成比较系统的教材,对中国金融理论起了推广普及的作用。
  马克思的货币金融思想,在《资本论》的许多篇章中均有表述,但在这两个层面上最为重要。一是在商品交换的抽象分析中,一是在资本流通的较为具体的分析中。在商品交易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在资本流通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演变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前辈们这两个层次的理论分析,为研究货币机能及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开拓了学者的视野。
  《书集》作者及其群体在这方面是作了努力的。196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是一本译著,从书名看来也不像是专门研究货币理论的;但从译作者本意看,实际上是由此来探索一个本质性的货币理论问题,即货币的内在价值与以商品价格水平表示的货币的交换价值二者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金融货币制度下就已存在,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更是突出,因而是几百年来始终存在并令人困惑难解的重大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是决非一两本书就能弄清楚的。但作者在这方面确实作了努力。
  货币与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运动、作用和影响,在20世纪迅速发展,可谓千姿百态,但也矛盾重重。这些新的情况,马克思当然无法预见,20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人也由于没有切身的体验而不易把握其实质。货币在这层面展现出来的一切,如今笼统地被归纳于“金融和金融市场”。这个意义上的“金融”与货币当然是有关系的,都是货币和货币制度的机能和作用的极度发挥。作者在《金融学》(2003年)一书中对金融作了广义的界说,并对货币和狭义金融的关系作了扼要的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在该书的末章以“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为题,论述了几个理论问题,为货币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以及货币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作用,作了初步的理论概括,虽然简短,但意在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开放包容

  《书集》中教材居多,因而理论阐述的篇幅比实证分析要多。但作者对实证研究一向是重视的。在各书中多处提到“史”“论”结合,即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史实不仅要有数据资料为依据,还要对这些史料作分析。作者在讨论综合平衡问题时,虽未能列出很多统计资料,但十分注意数量分析。更能说明作者重视实证分析的当是1990年出版的《工农产品的价剪刀差》一书。作者从1930年—1936年的物价数据来研究当时存在还是不存在“剪刀差”,从而来探讨建国以来“剪刀差”是否已经缩小的问题。这项研究如果能持续进行,当然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大有益处。
  当今,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学术问题上是否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与如何对待欧美学界在金融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成果有关。因此,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很高,当以其内容是否有现实意义为评价的基准;是否应纳入中国的学术系统之中,当以其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是否有用为标准。从《金融学》这本教材的内容看,作者是力持学术开放和包容态度的,对作者所说的希望较为全面地知晓和把握金融基础和理论前沿以及金融领域热点问题的读者会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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