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时报」的三个经济专栏作家，包括老牌的绅士Samuel Brittan、犀利异常的Martin Wolf，以及本书的作者John Kay，都是撰写议论文章的顶级好手。
议论文章讲究的无非是内容与风格。而Kay的风格则相当接近「经济散文」的境界，透过精湛的写作技巧，无论是错综复杂的经济现实，或者千回百转的经济理路，都可以从容道来。而且取材广泛，经济、商业、心理、历史、社会文化，甚至生物学都冶为一炉，也因此更加耐看。
事实上，「经济学人」杂志已把他跟美国的克鲁曼（P. Krugman），并列为当今全球最杰出的两大财经专栏作家呢。但近来由于克鲁曼的文章多集中在批判小布什总统，火气太大以致失去了韵味，目前反倒是Kay的表现较为突出。
除了本身丰厚的学院经济素养之外（曾受教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 Mirrlees门下，自己后来也取得牛津大学教席），Kay也在1970年代初期，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大名鼎鼎的米德（J. Meade）, 共同创建了一家专事财税问题研究的智库（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该智库以严谨的研究知名，在Kay的悉心主持下，不仅引导了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也深受决策人士和媒体记者的尊敬与畏惧。（台湾也迫切需要这种优质智库！）
更难能可贵的是，Kay后来也自组一家国际金融投资顾问公司（London Economics, 1986），如今这家投顾公司的营运范围已涵盖全球三大洲，分支机构遍布60个国家。
可以说，是这些学院养成、智库参与和商业经验，加上个人条件，共同造就了Kay这么一位非凡的财经专栏作家，以及铺陈了“市场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 “这本书。（当然，也不能忽略另外两本着作，1996年的「企业经济学」和2004年的Everlasting Light Bulbs）
“市场的真相”一书算是厚重，但其实环绕在一个主轴上面：探讨「大一经济学」（主要从完全竞争市场等基本假设出发）跟经济现实的真正距离（或真相）。一言以蔽之，理解市场的本质与运作不能脱离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
社会脉络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市场有其优越或细腻之处，但必须在充分考虑包括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法律规范等因素下才得以发挥。而且，这些因素往往会随着环境变迁而演进，所以难以移植或复制。这也意味着,单单强调市场机能或迷信大口号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准备不足与「限期完成」特定目标的「伟大指令」,往往成为国家灾难或纷争的来源；其次，现代经济社会的特点主要包括有：复杂的信息问题（如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当需要「风险交易/转移市场」（却往往付之阙如）等，这些都有赖许多的在地规范、习惯，甚至网络关系，来加以弥补或克服。
就经济思潮的位置而言，由于Kay屡屡提及市场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似乎带有浓厚的海耶克腔调（奥地利学派），但他更认为，市场不应该像宗教一样，毫无保留的被供奉（一如书中不时暗讽的芝加哥学派主张），这点倒是有些神似「全球化的不满者」(discontent)之一，史蒂葛立兹（J. Stiglitz）了。
此外，Kay也强调了「利害关系人价值」（stakeholder value），凸显企业员工、供货商与顾客的重要性；对流行于1990年代的新经济、知识经济与企业监理等热门议题，Kay在本书中也提出许多第一手且发人深省的观察。
就目的与企图来说，这本书并不算新颖，但在「细节」编织或「段落」思考，则屡见功力。而配合着Kay从「产业组织」的理论专长出发、公共政策导向的智库思维，并穿插企业实务的「现场」经验，乃构成了此书的最大特点：内容丰富、视野辽阔。尤其是在阐释现代经济社会中,个人、企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体会特别深刻。举个例子来说，Kay以一种远比经济学教科书来得巧妙的说法区分了「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折服之余，不敢独享：
「人们或地域自有其存在的权利与价值，亦即这些权利与价值独立于其经济功能而存在，至于企业则完全因为经济功能而存在。所以人们或国家「必须」从事他们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尽管他们做这些工作的绩效未必会比其它人或国家来得好；而企业则「只能」从事他们比其它企业要做得好的业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比较优势」用在个人与国家身上，而把「绝对优势」用以描述企业竞争的根本原因。」
其它尚包括：企业与国家生产力来源的对比（瑞士的专业化与美国的创新模式），以及协调（coordination）与合作（cooperation）问题的起源等精彩论述。
当然，书末所高举的「经济政策的架构与前提」，颇值得所有关心（忧心）台湾公共政策品质的人来翻阅。
/2005/10/10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