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浮出水面，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和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分享今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金）奖金。该奖项的揭晓再一次印证了博弈论的巨大威力，这也是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博弈研究的肯定和最好的支持。
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就职于美国财政部，为杜鲁门政府做过顾问，在哈佛和耶鲁教过多年书，并获得了哈佛大学退休名誉教授的称号。1990年，谢林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和经济系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称号。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医学院的荣誉会员及艺术科学学院会员，并担任过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和东方经济学协会主席。他获得过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和国家科学院奖。谢林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了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数学表示的传统方法，开创并发展了“非数理博弈理论”（nonmathematical game theory）。在熟悉谢林的人看来，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众望之所归。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说：“谢林分类整理并解释了战略行动的奏效原理，他早就该获得这个奖项了，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将近20年了。”谢林到底做了什么让全世界无数的眼球迅速把他变成焦点？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感人的真实故事开始。
或许许多接触经济学或数学知识较少的年轻人没有听说过一个可敬可怜可羡可叹的天才人物——约翰·纳什（John Nash），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看过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这个故事就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开始，他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幽灵”——约翰·纳什。1950年，纳什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概念，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时代。从此，博弈理论大行于天下，甚至改写了经济学的基础。1951年，纳什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师，因为年轻英俊的面孔，他被学生们戏称为“娃娃教授”，这位年轻学者在二十多岁时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但这种上升状态只延续了8年，在此后约30年中，纳什遭遇了一个天才难以承受的思想空白，他在30岁时患上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他开辟的原创性理论却在海萨尼（Harsanyi）、泽尔腾(Selten)、克瑞普斯(Kreps)等杰出学者的努力下被发扬光大。这个新理论出生于数学王国，最终却成为经济学的宠儿。即使如此，仍然被认为必须以高深复杂的数学理论为工具才可以在这片领域里继续开疆僻壤。但一位学者非要“反弹琵琶”，抛弃数学工具来研究博弈论，创下一个“荒诞行为的壮举”，他就是托马斯·谢林。在谢林看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的情势之下，博弈是不可能通过建立模型来表述，进而加以研究的。因为决策主体的期望和行为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数学推导而得到。混合动机的博弈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经验的，即参与人在选择博弈战略时，不仅有数学上的考虑，也有创造声誉、沿袭传统、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许多非数学因素。基于这样更接近现实的观察，谢林开创了非数学博弈理论这一新的领域。从此，有了以数理模型、经济实验和非数理方法等不同的手段研究博弈论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众多人表示怀疑的气氛中，谢林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沿着完全信息理论和严谨数学表达的两条基本途径发展到今天，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推演的结论严重偏离现实的困境。而非数理博弈理论避开了这一障碍，并且将该理论非常熟练而又令人信服地运用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国际关系等不同领域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谢林因此被看作非数理博弈理论领域的先驱。他的贡献有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自我控制理论等。谢林的理论及各方面的应用源于其对理论和实践良好的综合。这一点在其代表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该书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该书研究了丰富的社会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包括了一种行为系统，处在这个系统中的人在不断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试图适应，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关心他们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一道产生了他们并未预期的后果。谢林教授通过人们耳熟能详的、简单易懂的例子说明了当总体行为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简单迭加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社会成员为何对他们的单独行动所产生的集体后果视而不见，以及为何从群体现象中推导个人意愿的尝试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些例子上。“……出于同一兴趣，我还涉足死亡的社会安排、温室气体在大气层集中所致全球气候变化前景等如此迥然不同的领域。……由于始终对人们管理自己的行为这方面的问题有好奇心，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研究种种使人上瘾的行为，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决定把‘克己’作为我全神贯注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而吸烟作为应用研究的一个问题。”（托马斯·谢林自我点评）谢林将非数理博弈理论广泛地用于研究核决策和军事控制、组织犯罪与敲诈、成瘾行为和自我控制、种族隔离、全球气候变暖、能源政策、环境保护、外援和人类生命的价值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说，谢林是在一个比大多数博弈分析更广阔的天地里运用博弈论。《挑战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们》（王振中、李仁贵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一书中说：“他（谢林）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赋：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或经济形势——其中涉及的参与者有着一致或相反的利益，谢林对其本质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并能用生动而具体的措辞描述这种形势。谢林将他的理论洞见及实践应用阐述于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和专题著作之中。”
谢林取得的成就告诉人们：“即使是像博弈论这样被毫无疑问地认为完全数理化的学科，也可以从非数理化的角度做出斐然成就。在一个课题面前，人们不该固化为一种思维或方法，而墨守成规地排除了金光殊途，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思维或道路。”这正如我国传统文化对“参”、“商”的认识留给我们的启示一样：“参商之距，远则远矣，近也近极，是远是近，本乎一念。若道远隔，犹如阴阳之分，水火不容；若道亲近，便是太极守一，物我两忘。……阴阳太初，混沌不分，岂有你我，彼此何争？一容于二，二纳其一，彼此彼此，何必悻悻，不若水乳相融。”数理分析与非数理理论并非参商对峙，而是伯仲西相依。今年奥曼和谢林同一学科两种角度携手获奖恰恰是最好的证明。
有媒体评论说：“不要轻易对经济学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和定义。经济学其实就是一整套分析工具，它的问题来自于现实问题，并植根于现实问题。但经济学又是科学，一定要有它的形式化内容，而这些内容常常不为普通人和经济学爱好者所了解。奥曼和谢林在研究上虽然各有特色，但他们的研究也有个共同特点：在有价值的问题上进行创新，即考虑现有理论中被忽视的因素，并发展新概念和分析工具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他们的努力使得理性的概念更加广阔，一些以前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由此找到了可以理解的诠释。他们广泛地运用经济学方法解释重要社会现象，成功地在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搭起了桥梁。”
最后有必要引用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颂词来评介谢林在思想传播上的贡献：“作为一个教师，他开授的经典课程——《战略与冲突研究》充满了一系列丰富生动的实例说明，该课程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他还使其理论被广泛地接受，许多面向大众的行文生动而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作者）接受了他的理论。”
谢林获得诺奖以及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赞许说明：他成功了，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研究道路。如同当年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以数理分析夺取传统的规范经济分析的江山一样，谢林在经济学研究日益数理化、模型化的今天，在数理方法开辟出来的经济学王国（博弈论）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非数理博弈理论），从而有力地回击了视其以非数理手段研究博弈论为“南辕北辙”的讥笑者，向他们证实了成熟的思想和客观的理论本身远远胜过完美的形式和金玉其外的包装，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尽管每个人的贡献比之于丰富的人类文明总是九牛一毛，但谢林的确以其执着的追求取得了令世人敬仰的成就，从而使非数理博弈理论研究成为同实验经济学、分形学、资产定价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公司治理、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复杂系统、模糊经济学、随机微分经济模型等一样备受瞩目的当代经济管理学热点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