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当前中国语境下，指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其往日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似乎于一夜之间轰然倒下。
发生这一转变的背景如下：在官方，面对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种矛盾越来越强烈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仍然不合时宜地大谈其自由主义教条，就自然而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这在所谓的“郎顾之争”和“郎旋风”公案中，郎咸平得到公众一边倒的支持中可以得到印证。
且不去论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如何，仅仅从学理角度而言，经济增长之本身是否必然造成社会不公？或者相反，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带来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仅在当前的中国，在世界范围也有着众多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对由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贫困和环境问题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从每年一旦有G8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旨在“推动全球化”的会议召开，就总会有大规模的游行和抗议发生的原因所在。
当然，为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作辩护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赞成经济自由，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者和世行专家，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总干事兼经济政策顾问的贾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aghwati）的《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和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笔、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全球化为何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
哈佛大学资深的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新尝试。不过，与以往著作主要从经济角度阐述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好处——比如更多、更好的工作、GDP的增长、更多的收入、更充足的政府财政等等——不同，该书着眼的是经济增长所带给社会道德问题的益处。这无疑是种新的尝试，对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辩护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甚至有可能由此引发新一轮的争论。
一般说来，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发展经济就面临着这样一些两难选择：是为富人减税以加快投资，还是增税以创造更多的福利；是优先考虑投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甚至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还是专心投资重点产业，以加强国际竞争力，甚至为谋求帝国地位而发动战争等等。这正是经济增长会造成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从理论上推理，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资源和供给会越来越丰富，从而使以后在上述的选择上不至于那么痛苦。
但批评者会反驳说，即便承认以后的情况会好起来，但目前呢？尤其是在那些处于起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分配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差异（比如医疗保险），对很多人来说，即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啊！更何况，从目前可观察到的结果看，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是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恶化的环境。
对此，大多数辩护者会真诚地认同，同时又会无辜地辩解，为保持增长，一些牺牲是必须的，而最终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能促进一个公正与和谐的社会的诞生。但弗里德曼没有仅仅停留于此，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但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给社会道德带来诸多益处，比如环境的改善、贫困的减少、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民主制度的推广、以及促进一个开放和宽容社会的诞生等等，从而最终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为此，弗里德曼审视了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比如，他指出，十八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取得诸多积极的法律和制度转型，很大程度上要拜当时日渐发达的贸易和商业所赐。亚当·斯密甚至针对此提出，道德增长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的；正因为此，此前频繁的武力使用才有可能被自由贸易所取代。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当时经济处于全面萧条和停滞状态，三K党横行，仇恨和暴力情绪蔓延于整个社会。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最终转变成为了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从而为以后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弗里德曼在书里还列举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后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他预测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上这一进程，但他同时也警告，收入提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实现民主，只要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民众很可能因为失去美好前景而与民主和宽容渐行渐远。为此，弗里德曼建议美国的决策者，要想一劳永逸地赢得当前这场艰巨的反恐战争，就必须主动出击，制定出有效可行的策略，在全球宣扬和推进经济增长，而不能仅仅任凭市场自己去演进，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的作用是与一个好政府的存在密不可分的。
这里涉及到弗里德曼的另一个理念：他并非是一个市场万能主义者。他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要实现这些，要求政府在其中发挥出有效的作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正义，就必须有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引导作为前提——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发展中的、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那种认为政府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增长或不增长，融入或不融入全球经济的观点——似乎由此便可轻松地得出贫困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副作用——在他看来是简单化的论证方式；真正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降还是不降关税，要还是不要资本市场自由化，要不要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更多一些，等等更为细节的问题。这些政策有的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环境，有的则不，一个政府在此如何选择，其产生的后果将是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他们的选择直接意味着其是否认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即道德增长。
当然，弗里德曼这里所说的政府的作用并非是那种“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拼命管”的强势政府，而是受到监督和约束，其决策能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政府。弗里德曼相信，拥有一个好的政府才能保证一个好的市场，进而维持健康的经济增长，真正促进一个有着高度幸福感、满足感的社会的实现。
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中国 “主流经济学家”面临道德危机一事。弗里德曼的观点或许对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一现象会有所助益。令人感到幸运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事情似乎正朝着弗里德曼所称道的方向转变，可疑虑的只剩下那种强势管理风格了。他的预测能否实现，值得期待。
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著，诺夫出版社（Knopf）2005年10月18日出版，精装本592页，定价35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