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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经济学家那样观察时代

  一个偶然的机缘,近期我开始阅读一些经济学家的评论和随笔。这中间有一本周其仁的《挑灯看剑》,尤其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无知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略有所得就大有长进。

  《挑灯看剑》的副题是“观察经济大时代”。 “经济大时代”的说法出自张五常之口,指的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已卷入了全球范围的经济比赛”这样一个时代。如何观察和解读这个大时代?对此,周氏“总感到紧张刺激而又力不从心”,情形很像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好在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都是可以证伪的,因此也就无妨暂立一说,以待来者。

  “全球范围的经济比赛”当然少不了“中国制造”。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周氏用三个变量——要素成本(人工、土地、能源等价格)、制度成本(发展经济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即经济制度)和要素质量(首先是人的劳动技能和热情)——来加以解释。他认为,“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热情,鼓励了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要素质量。……诚然,经济增长也提高了人工之价、土地之价和能源之价。所幸相比于制度成本的降和要素素质的升,要素成本的提升没有那样快。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大幅度上来了”。正因为此,周氏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主要得力于廉价劳动力的说法是片面的,否则为什么在劳动力更廉价的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这么迅速的成长呢,显然“廉价劳动力说”忽略了经济体制的变革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也正因为此,面对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后中国而开放的国家的奋起直追——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局面,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为求在竞赛中不输于人,中国必须在降低制度成本和提高要素质量两个方面狠下功夫,即推动核心经济部门(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市、地价、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行业等)的改革。

  经济大时代显然是由若干经济细节构成的,这样的细节可以一直细到生活中。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经济学,使得貌似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具有了市井意味。事实上,与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和人文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是一种解释世事的方法和角度,像经济学家那样观察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必要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学说都似是而非一样,我们对生活中诸多现象的看法也往往陷于流俗之谬而不自知,而这恰恰缘于我们不懂经济学。为什么

  政府越是控制价格价格反而越高(比如房价、油价)?为什么政府征用的农地可以任其荒芜?为什么政府要禁止行政垄断行业的价格战(比如电信、民航)?为什么政府禁止小排量汽车的政策是错误的?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困惑,都可以从周其仁的著作中找到答案。

  孙中山曾经说过,“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其实经济又何尝不是众人之事?房价、油价不就几乎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吗?而不少经济问题都有政治含义——当众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并且利益不一致的程度愈高,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就愈严重。每当这个时候,政府和公众往往一致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的思路往往与经济学常识相悖,结果导致好心办坏事。还以房价来说,政府为响应公众降低房价的诉求,祭出限制土地供应的办法,以为这样就能抑制投资过热,从而降低房价,其实效果适得其反。房产市场的问题是供不应求,所以房价才会高企,降低房价的办法应该是放开土地供应,以此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就像卖珠宝的和卖针线的都能得到商铺一样。至于说要求房地产商公开成本,就更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因为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需求决定的。不在需求上动脑筋,其他一切都是白费。

  我的理解,经济学不是冰冷的技术,经济学家也不尽是冷漠的技术专家。如果要谈人文关怀,由于强调行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经济学也许更能把关怀落到实处。就终极旨趣来说,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可谓殊途同归,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更是如此。

  《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周其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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