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托马斯•谢林著，谢静、邓子梁、李天有译，李天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定价22元。
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和所有的好书一样，它不但以简洁清晰的笔触给读者以系统的理解，而且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作者Thomas Schelling先生――一位不喜欢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的博弈论专家――和Aumann教授因为博弈论的贡献而分享2005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更增添了它的诱惑。这本书中的相关思想，也正是谢林先生获奖的理由之一。无论你是普通大众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都会从中获得美妙的享受和洞察力。没有那么多的行话，没有那么多烦人的图标和公式，没有微积分和矩阵代数，谢林优美流畅的文笔让你在阅读的时候几乎要忘记你正在进行一项高品位的智力训练。自卡莱尔以来被称为“郁闷学科”的经济学在谢林的笔下迅速地轻松起来。
一
茶几上有一杯可乐和一杯雪碧。你从第一杯里舀出一勺可乐到入雪碧中，再从混合了可乐的雪碧中舀出一勺到入第一杯。现在是可乐里的雪碧多，还是雪碧里的可乐多？
这看起来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如果你现在没有得到正确答案，那就说明你很有可能对经济系统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还有待改善。先说正确答案：一样多。理由极其简单：现在可乐里的雪碧所占的空间，正是舀出去的可乐腾出来的。
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如果不出意外，你通常会有一点点郁闷：该死，连这么个简单的问题怎么我都要想这么久！甚至你的自信心也可能因此而大受打击。不过，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必太在意。拿这个题目问问你周围的人，最好是经济学博士或者数学教授，他们的第一反应大概都和你当初一样，这几乎屡试不爽――知道这一点极有利于恢复你的自信。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会计恒等式，就像在贸易平衡的时候，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一定相等一样。但是类似这样的简单恒等式对于经济学分析极为重要。正是这样一些简单的会计恒等式构成了我们分析收入和增长、货币和信贷、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平衡、资本市场和公共债务的基础。
道理说穿了似乎极其简单，但即使专家也常常出错，有时候还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前几年国际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时候，IMF几乎总是习惯性地要求受到冲击的国家减少它们的贸易赤字。如果他们的决策者会解上面这道把饮料舀来舀去的题，他应该意识到，一国的贸易盈余一定对应着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从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一定会相等，因此在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存在的巨额贸易盈余消除之前，世界范围内一定会存在相应的巨额赤字――韩国的赤字被按下去了，但是肯定又会在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冒出来。事实上，斯蒂格利茨就是这样调侃他们的。
IMF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做的题，即使你现在还没有想出来，也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被这样的题困扰，并不说明你的智商受到挑战，而只是说明你或许该看看谢林的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实际上，这道题就是Schelling提出来的，只不过他说的不是可乐和雪碧，而是杜松子酒和苦艾酒。
二
Schelling是经济学家――尤其是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中写作风格很平易的一位。博弈论因为被描述为研究“战略行为”的学问而引来很多热情的读者。可是翻开讨论博弈论的著作，十有八九在“非技术性介绍”之后，接下来就是技术性很强的数理分析。虽然职业经济学家通常会认为，这些数理描述elegant。但是那些连篇累牍的数学符号足以令象牙塔之外的读者望而却步。这断了很多人去博弈论的路。而谢林先生的作品则别开生面。因为他主要致力于博弈论在社会经济分析当中的应用，而不是对作为分析工具的博弈论的发展。作为学者，他总是兴致勃勃，他的著作总是充满了直观生动的例子，这足以让很多希望一亲博弈论芳泽的行外人士惊讶而后高兴了――何况谢林先生的笔还如此轻灵呢。经济学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降低一个行业的进入壁垒，有助于这个行业的进步，并且增进社会福利。谢林先生的著作就有助于降低博弈论这个行当的进入壁垒。也因为这个原因，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关于2005年诺奖得主贡献的介绍中说道：“谢林的著作即使非专业人士也易于理解，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直接阅读他的原作。”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也是典型的谢林式风格：深入浅出。这本书讨论潜伏在宏观行为波涛底下的微观驱动力量。书中大量的例子使得原本艰深的经济学理论一下子平易近人起来，而且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比如“均衡”，比如“超调”，经过他的描述也变得更加切实而直观。因此只要对于经济系统的运行发生了兴趣的人，都会从中获取智慧。只要你对经济系统的运行尤其是博弈行为和博弈均衡感兴趣，即使你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行外人士，也可以轻松地从谢林的生动讲述中获得启发。最要紧的是，你会发现，虽然现代经济学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看起来距人于千里之外数学公式和图表，现代经济也日益纷繁复杂，但一些支配经济系统运行的规律其实是如此简单――有时候简单到就是两个杯子里的饮料舀来舀去。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超调”（overshooting）。《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用一个恒温器的例子，就简洁明快地说明：所有的超调都起源于某个行为和其结果之间的时间滞后，并由此产生周期行为。当恒温器把室温加热到设定温度后停止加热时，暖气片中留下的热水还会继续加热房间直到两者温度相等；而当室温低于设定温度之后，恒温器又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加热房间，此前室温会一直下降。这就是超调。在动态系统中只要有时间滞后（time-lag），超调就如影随形。可口的美食常常吃到撑，那是因为从“吃饱”到“感到吃饱”需要时间，所以在你感到吃饱的时候，往往已经太多了。金鱼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它们常常撑到死，这或许是它们吃得太快，或许是它们反应实在太迟钝了。在经济学中，多恩布什用商品市场上的价格粘性为基础构建的汇率超调模型，是最有名的例子。
有一点或许要解释一下。本书的一位译者认为，这本书的缺点是“引文太少，而且论证和模型也多为叙述性的，很多推理过程和结论也只是一概而论”，“所举的例子也不实际，而且书中的假设也与现实颇多背离。”但这些实际上都不构成真正有力的批评，而且这些“问题”可能恰恰反映出本书的特点和长处。虽然书中很多推理过程并没有给出严格的说明，但是在流畅简约的行文背后，即使以专业的标准来看，其内在逻辑也是严谨而清晰的。说到表达方式，如果反过来采用大量“技术性的”而非“叙述性的”论证和表达，那还是那个我们喜欢的Schelling吗？至于说假设前提的非现实性，Alchian和Friedman在半个世纪前就做过很好的阐述，现在我们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因此也就不再饶舌了——何况由我们来拷贝一场当年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论战也毫无必要。
三
和非专业人士不同，职业经济学家接受过高强度的严格技术训练，这有助于培养思维的严密性，但同时也常常会付出对现实世界隔膜加深和经济学直觉下降的代价。职业经济学家容易倾向于推崇复杂而精巧的模型。“经济学家像艺术家迷恋自己的模特儿（models）一样迷恋自己的模型（models）――肯定的是，没艺术家那么爽。” 我们在熟悉了用集合论一类的语言来表达各式各样的博弈均衡之后，回过头来却可能发现，自己对现实经济系统的理解并没有因此而加深，甚至可能反倒是隔膜加深了。经济学也因此被讥为“屠龙术”。如果说来自于非经济学家的这一类批评可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酸葡萄心态，或者难免隔靴搔痒，那么，像科斯这样的学者也因此而把警告说经济学院有可能变成神学院，就应当引起重视了。
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近年来一直有究竟应当强调技术训练还是经济学直觉的培养或者思想创新的争论。而实际上这种把二者人为地对立起来、强分彼此的视角，只可能引起类似于金庸笔下《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剑宗和气宗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分析方法的规范化和表达方式的规范化，有助于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并大大降低同行专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交易成本。当年，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因为缺少规范的分析工具和语言，产生了诸多今天看来并不必要的争论，就是对此最好的反面说明。就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来看，强调规范的分析也是极其必要的。但如果把经济学研究等同于表达方式的形式化，把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一概描述为分析工具的进步，甚至在经济学教学当中排斥对于经济学直觉和思想的培养，那就刚从井里出来马上又掉到坑里了。虽然更像数学家的Nash也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但应该看到，经济学对数学家的青睐是有选择的――毕竟还有那么多拿了费尔兹奖的数学家没有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应该明确，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它的根本目的总是帮助人们更加准确更加深入地理解现实经济系统。尽管Nash几乎不从事任何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但他获奖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他的工作有助于改善经济学家对于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经济学奖授予Nash，其实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像谢林这样致力于应用博弈论对现实世界作出深入分析的经济学家，帮助Nash摘取了桂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Schelling和Aumann分享诺奖这一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附带说一句，最近看到一位喜欢Schelling的经济学家在为诺奖委员会把Schelling的名字置于Aumann之后而鸣不平， 这或许是由于中国人习惯于把排名次序和人物的重要程度联系起来，像发表论文时强调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和国际刊物上很多论文的作者排名一样，这个排名依据的也只是作者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您是一位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人士，并且此前对于博弈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也会通过阅读这本小书而进一步改善对于博弈论和经济系统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你或许会不断地发现，一些自己一向以为理解得非常清楚的经济学概念，竟然还有那么多深层次的内涵可以挖掘，并且它们可以获得如此直观而清晰的描述。然后你可能会说：“谁说经济学的直觉就不能培养呢？”
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次出版的是该书的中译本。接下来我们谈谈译文。一气读下来，全书的译笔是流畅而准确的。尤其在经济学译著泛滥、而翻译水平却并为随着译著数量的增加而提高的今天，能够读到这样的译文，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已经要感到满足和高兴了。
但翻译工作是出了名的费力不讨好。任何译作都难臻尽善尽美，因此早年界内遂有“翻译如女人，美者不信，信者不美”的话头。可是旁观的读者，又总耐不住吹毛求疵的冲动，尤其面对谢林先生的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目光就在不经意间变得更加挑剔，因而也就难免总会挑出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说“tipping”一词的翻译。诺奖委员会介绍Schelling的重要贡献，本书中对“Tipping”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Tipping”的意思，是系统迅速地从一个均衡转向另一个均衡。比如，假定起初某个社区的居民是同类人群，这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如果后来有一些少数种族搬到这个社区，通常会使一些原有的居民搬离这个区域。这样就使得更多的少数种族可以搬进来，又进一步引起更多原有居民的离开。类似的过程会一直进行下去，而且少数种族的迁入数量越大，就会吸引更多的少数种族迁入，而且迁入的速度会更快。在美国少数种族问题激化的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译者把tipping译作“倾斜”，但是“倾覆”或者“颠覆”可能更符合原意一些，也更切合原作的本意（Schelling的另外那本名著《冲突的战略》的中译本就是这样处理的）――虽然这也不一定就最好。又比如，“自动调温器”（thermostat）译作“恒温器”，可能更加符合中文的习惯，也更加平易――平易正是谢林风格的重要特征。再比如，“self-enforcing”一词至今没有统一的译法，但是译作“自我强化”或者“自我实施”肯定要比“自我约束”来得准确。另外，书后索引的翻译和正文的翻译似乎是不同的人分开做的，因此也存在个别不一致的地方。
当然，瑕不掩瑜。站着不腰疼地说了这些意见，并不妨碍我们对译者辛勤工作的肯定。上面提到的几个概念，我们指出来并不是蓄意为难译者，而只是因为它们在书中都比较重要，这样做可能会方便读者更加准确的理解原作的意思。重复一次，我们忍不住过分挑剔仅仅是因为Schelling先生的书实在太好了。
最后想说的是，像《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样同时获得几乎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赞赏的经济学著作并不多，而它短小的篇幅又把我们因为买了却读不完而引起愧疚的风险降低到零，因此你不妨赶紧拿一本来，早些一饱眼福，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