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许多发达国家中先后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一二百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史而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把近现代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增长置放在人类文明演变得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一个问题自然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人类文明社会沿革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还是有其产生的必然逻辑？进一步的问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究竟什么？
到目前为止，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的链条对此予以解释；韦伯则把它归结为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产权的明晰界定。与诺思相若，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则把现代经济增长归结为由“看得见的手”的工业组织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乐观的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非决定论者。譬如，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曾说：“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且越看越明显得是，决定因素是知识”（《国富国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机制）决定了人类知识在近现代的加速度积累性增长？兰德斯好像并没有回答。美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书中也想从文化与制度的关联中梳理出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力图找到其史事证据，但在谈到其“原动力潜能”和“现代性潜能”时，他好像也含糊其辞了。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自然会诱使更多的学界思想探险者。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条件），有赖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萌生与张扬。
格林菲尔德的回答显然是韦伯式的，即从一族国（nation，而不是“政国”，即“state”）的文化精神资源上来寻求其经济增长“终极动因”。然而，与韦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尔德不是把这种动因归结为以西方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外在形式所昭显出来的新教基督徒的个人文化精神——即通过禁欲式的强制节俭而进行资本积累“工作伦理”，以及新型企业家的那种追求经济扩张的“天职”（calling）——，而是把它归结为一族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用格林菲尔德自己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源头”；“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格林菲尔德相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并且，“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
为了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假说，格林菲尔德教授努力从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寻找证据。据她说，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近代的英格兰。到1600年，民族主义在英国就已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意识。接着，英国的民族主义先为英国自身、然后为全世界带来了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格林菲尔德教授还用荷兰的例子进一步来佐证自己的这一理论猜想：尽管在近代西方社会历史上荷兰经济崛起最早，但到18世纪末之前，与英国相比，荷兰经济已经“衰老”了。照这位社会学思想家看来，荷兰经济的衰老，其原因就在于在“荷兰共和国不存在民族意识”，并且荷兰人的集体道德意识是含糊不清的。这导致了荷兰人的创新经济思想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从而使荷兰在实现共和之后缺乏整体竞争性，因而也缺乏支持经济持久增长的必要发展动力。
如果说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荷兰因缺乏民族主义精神而不能维系其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法国曾一度时兴的近代重商主义也不能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经济增长持续维持的发动机。格林菲尔德发现，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中外贸一直是法国经济中最为兴旺的一个部门，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大革命中时涨时落，但法国重农主义的历史传统，君主政体下贵族们的反商业精神，加上历史发展进程中恐英情绪，这一切酿就了法兰西民族——尤其是法国企业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矛盾和复杂心态，致使“法国商业在民族主义之前既没有信誉可言，也缺乏鼓励之辞”。格林菲尔德由此认为，即使这种矛盾心态没有禁锢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也至少妨碍了其传播。这最终导致了法国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上与英美相比是个“落伍者”。
如果说用民族主义的匮乏或精神障碍从反面解释荷兰和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多少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还有些牵强的话，用这一咒符来解释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可能就非常有效了。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成为超级大国首先不是个人主义使然，德意志帝国更非是如此。德国在近现代历史上之所以有能力和勇气对英国发出挑战，可以肯定地将之归因于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转化精神”：在德国，民族主义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只魔杖，它能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变成一驾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与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现代经济转型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更可以归因于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门户开放而兴起民族主义精神。于是，一个非欧洲种族的日本人的独立工业腾飞，就成了社会学思想家所能解释得了的了。就连日文中的“keizai”（经济），不就是意含着德高望重的统治者替天行道，统治和治理全族国，使国家富裕，解除万民之疾苦，并且大功告成么？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原来浸透在日语“经济”一词的语义之中！于是，这就有了格林菲尔德的结论：“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成经济民族主义”，“这一精神之强烈，足以推动小小的日本追求并保持经济世界的顶尖地位，以与美国一争高低”。那么，美国呢？社会思想家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大部分早期美国人是从英格兰移民而来，并随之带来了在17世纪的英国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格林菲尔德却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对美国的经济腾飞并进入持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促进作用：“民族主义是美国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为什么会是如此？格林菲尔德认为，道理很简单，在英国移民把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带入北美新大陆时，其本身已经早制度化了。于是，美国的经济腾飞和保持持续的活力，并没有必要再与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外在化，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不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于是，格林菲尔德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定位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即赋予现代经济之现代性的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存在本身应归功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则是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情感投入的产物”。这就是格林菲尔德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故事所描绘的一幅抽象图景。
思想家总是喜欢解释历史，而历史又好像是一位非要出场表演的小姑娘。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解释历史，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她的化妆师。以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多样和多重色彩，格林菲尔德已把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装扮成了一个跳着“民族主义”圆舞曲的小妖精。但经格林菲尔德化妆后的这个小妖精是否比马克思、韦伯、诺思、兰德斯和彭慕兰所曾搭就过的各自理论舞台中的她自己更迷人和美丽，还尚未可知。高明的历史化妆师，可能还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吧！——与其让历史浓妆艳丽地在理论家的戏台中跳舞，还不如尽可能地让她以“朴实”或至少以其淡妆素雅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兰德斯曾说过，与经济学家和生意人这些乐观主义者不同，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就连格林菲尔德教授不是在这部书中也承认“历史并没有目的”么？
如果宋代大才子诗人苏轼读过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诺思、钱德勒、兰德斯、彭慕兰还有格林菲尔德的历史解释，他会写出“若把历史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么？
2004年5月5日星期三于上海杨浦复旦书馨公寓
（本文发表于《国际金融报》2004年6月11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