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政策选择以及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脉络下展开的，以至于谈及经济学，就言必称“市场”、“产权”和“私有制”这类概念及以它们为基础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当谈及经济实践和经济政策时，就必然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实践和市场模式，即所谓的“盈格鲁——萨克逊”模式。市场经济的“盈格鲁——萨克逊”模式，看来则成了世界上唯一成功的经济模式，于是，看到英国和美国就以为看到了全世界，几乎达到了“我的眼里只有你”的境界。而对那些同样比较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像德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却知之甚少，这肯定会妨碍我们“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从而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为我国理论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所推崇，而且几乎达到了一种“神学”的境界，并轻易地就被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此相应的是，在当前种类繁多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的经济读物中，多是翻译过来的英美经济学家的著作和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阐释的国内经济学者的作品，关于其他经济模式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学译著和创作则少得可怜，即使学者或青年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德国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的独特魅力，也往往由于资料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只能获得一个“一鳞半爪”式的了解。鉴于此，《社会市场经济辞典》值得一提。这本书由德国一百多位顶尖经济学专家精心撰写而成，是一本系统介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辞典，是关于“德国模式”的百科全书，“旨在阐释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政治实施状况”（编者语）。作为一本权威的工具辞典，它并不深奥，也没有复杂的逻辑推理，文字简洁而有力，内容系统而全面，对于了解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形态颇有帮助，可作为对“德国模式”感兴趣的人们的必备工具书。
先来看一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由来。
作为“德国模式”称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成型于二战后，但这种经济社会体制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市场经济不过是为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经济社会体制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名称。“放宽历史的视界”，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时的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那时，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德国的市场，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历史课题出发，从当时德国与英国相比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出发，建立了国家主义经济学。随后的历史学派继承了李斯特的历史使命，并针对当时国内刚出现的“社会问题”、“劳资问题”主张采取“阶级调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形成，这时德国产业资本逐渐壮大，开始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也日益尖锐，劳资问题日益严重，讲坛社会主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他们持一种折中主义的立场，是“第三条道路”最早的思想渊源。当时的俾斯麦政府为了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推行所谓的“君主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意思的是，俾斯麦有一次对施穆勒讲，他也对“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只是因政务太忙没有时间去研究。二战后，德国战败，德国理论界围绕未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一派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另一派主张选择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最终，艾哈德选择经济自由主义者米勒——阿尔马克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开始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作为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米勒——阿尔马克在设计社会市场经济方案时，考虑到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公众中的影响，吸取了他们的一些主张，使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中间道路特征，从而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所以，德国很快就度过了改革的震荡期，步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德国模式”同样有着丰富的经济学理论资源。只要对西方经济学的成长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就会发现，经济学的成长并没有呈现出英美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单线进化的图景，而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的网状结构。比如在德国，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到历史学派再到新历史学派一直到弗莱堡学派，德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体现着自己的独特性。德国经济学家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国情以及利益而发展出来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无疑会给当前的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选择提供诸多借鉴和启发。
由此看来，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最近组织翻译出版的德国经济学家集体创作的《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一书便有了特别的价值，它对不同于“盈格鲁——萨克逊”模式（英美模式）的“莱茵模式”（德国模式）作了详尽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先前所不知的关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知识，让我们看到了迥然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德国模式的运作图景。《社会市场经济辞典》主要由两块内容组成，一块是“经济人物”，另一块是“经济术语”。“经济人物”篇介绍了32位对德国模式有过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主要观点、主张以及学术和职业经历，比如大家所熟悉的艾哈德、米勒——阿尔马克等。通过这些“经济人物”的观点和社会活动，我们可以鲜活地感受到德国模式在二战后的逐步成型，德意志这个崇尚理性和思辨的民族在经济领域的独特创造。“经济术语”篇的词条占了该辞典的大部分篇幅，基本上囊括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各个层面，对德国模式的各个面相均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关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社会市场经济：导论”、“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实施”等词条，均指出了德国模式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和关注，通常来讲，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公正”，换言之，即社会福利制度在德国模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德国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公正是除了自由之外最高的基本价值之一”，“财产私有制、效能竞争、自由定价和原则上劳动力、资本和服务的完全自由流通”，“与社会市场经济相应的劳务市场制度和建立在效能公正和社会均衡原则基础之上的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正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步暴露出来，社会公正问题成为当前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郎咸平事件”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较好地处理了自由与秩序、改革与稳定、发展和公正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当然，该书是以辞典的形式进行写作的，这就限制了作者对某些问题更深入地展开讨论，而当下中国的问题与德国经验更是没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当前的问题和争论，《社会市场经济辞典》虽然开不出现成的药方，但它所提供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逻辑——“自由＋秩序”、“市场＋公正”——对于这些争论是有意义的。
（《社会市场经济辞典》，H·罗尔夫·哈赛等主编，卫茂平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