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汪丁丁进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攻读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比邻而立的是神秘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多年以后，在汪丁丁的最新文集《寻路问学》中，他说：“我在墓地里散步，思考数学问题……数学在我脑子里就带上了一种特别神秘的色彩。”墓地是一个给人太多联想的地方，涉及生死、关乎神秘的未知世界，它对汪丁丁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同时面世的另一本文集《情境笔记》中，“墓地”赫然成为全书五个情境中的最后一个，在那里他讨论了信仰、生死和幽灵。 也许，正是这种神秘使得汪丁丁在众多学者中显得很特别。尽管在求学生涯中他并不曾得到世界级大师的指点，但本着对历史、社会、生命和未知世界的敬重及思索，再加上博览群书的阅读方式，汪丁丁在治学之道和人生修养上都独树一帜。 汪丁丁认为，每个人都分享真理的一部分，但谁都不了解真理的全部，套用尼采的话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的真理，只有从不同角度看上去的真理”，因此人们需要通过交往来了解真理的其他部分，而目前的学科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彼此间的交流。为此，在做学问的方式上，汪丁丁义无反顾地反抗学术分工，踏上了一条神秘的探索之路。 在《寻路问学》中，汪丁丁说：“搜索新的研究方向，既是问学又是寻路。越是接近特定学术领域的边缘，就越是这样。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都表现出这一特点，它们是我在过去10年内寻路和问学的路标。”在书中，他讨论数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并且力图从历史和生物学等视角去研究和发展经济学。这种讨论的意义是，它给读者启示了崭新的角度，也展示了许多洞见。 一般认为，源于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后来分两路演进：一路是马歇尔以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一路是门格尔至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前者以均衡分析为依归，后者更重视对经济思想的研究。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经济流派的集大成者，哈耶克认为，由于个人价值的不可观测，所以任何试图对社会进行整体设计的努力都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为此，“一个伟大的社会必须是鼓励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创新”的社会。 哈耶克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若是没有其所开创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论为基础，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或许会仅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哈耶克思想的研究者之一，汪丁丁从哈耶克的思想出发，提倡尊重与保护产权，建立信誉机制。因为只有当财产权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时，不同的利益才会产生冲突，才会产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活动，竞争才是有效的。他还认为，单纯依靠法律（第三方监督体制）和自由竞争（第二方监督体制）的市场，决不是万灵的市场，因此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意识（第一方监督体制），由此汪丁丁展开了对“理性演进和道德演进”的独特论述。 汪丁丁对哈耶克思想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而是充满现实关怀的，他最喜欢引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汪丁丁于当代学界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秉持“五四”精神的“启蒙者”——他批判学术主流，为学术寻找边界和创新方向，为问学者铸起大写的自由精神和人格立场。 汪丁丁一直担任《财经》杂志的学术顾问，经常发表文章，其中的很多篇都集录在《情境笔记》中。从这些讨论出租车份钱、食品安全、卖血和教育乱收费等话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汪丁丁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关怀，这颇令人动容。 在一篇名为《赋税公平与立宪经济学》的文章中，他在列出赋税公平六条准则后，以一个都市白领为例，对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进行分析。他写道，“用于维持一个人日常生活开支的大部分收入都被纳入政府税基。可是，那些富人呢？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或‘项目’，他们合法地把日常开支的绝大部分摊入成本——不难判断，目前通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符合以上所列六条公平准则的任何一条”，因此，“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公司所得税制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制度，都需要改革，也都必须在广泛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道德合法性。” 汪丁丁的这种边缘突进，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并不总能得到大众认可。 事实上，汪丁丁自己也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在他看来，西方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进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不能忽视引入学科在本土的学术传统的重建。所以，哲学作为最接近“思”本身的文字表达，可能是学术传统本土化最好的工具。为此，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从其他学科中借用过来的晦涩术语，而一些文章也常用数学模型来论述，这无疑给书的阅读带来不小的难度。 此外，从2003年秋季始，汪丁丁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思想研究”一课，尽管得到一些学生的高度评价，却最终由于经济收益欠佳而被“悬置”，原因是大部分选课的同学难以接受他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安排的近百篇横跨诸学科的文献。但是，不管怎样，汪丁丁这种“神秘”的边缘突进及其济世情怀，揭示了一个方向，一个学科演进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