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腐败的文章、文件、讲话、报告看了不少，却很少见到《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下称《金融腐败》）这样，完全不带感情色彩，只用统计数字、计量工具和广为接受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说话，层层剖析，娓娓道来，却直戳到紧要之处。
腐败现象人人诟病，个个批评，就像一个病状明显的人，谁都觉得该治治了，却没几个人说得出到底病在哪里。不知病根之所在，当然开不出对症的药方（也许开了不少，但吃了总不管用，甚或越吃病得越厉害）。《金融腐败》就像一份医院的体检诊断书。看到它，我们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了解了病况，也因此对病因有了大概的推测或联想。
本书特别有意义的一点，是对广义腐败的论证和分析。国人这些年来谈论较多、思想上亦较认同的，多为狭义的腐败，即所谓行政腐败与政治腐败，或可稍稍扩展为“委托－代理模式”下的设租与寻租腐败。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远远不止于此。用作者的话说，“从我国情况看，广义腐败似乎无所不在。”作者研究发现广义腐败行为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对稀缺资源的掌握、这种掌握的垄断性、文化上的接受性。其中，最可令国人深思且不免汗颜的，是第三个条件，即公众对于腐败交易的认同程度。
不得不承认，尽管说起腐败来人人皱眉，个个喊打，但当事关一己私利，且无制度制约或舆论监督时，许多人都会选择腐败交易（如作者所举之看病、迁户口、安电话、通下水道等事例）。我们的文化似乎对这种行为司空见惯，接受程度很高；公众似乎更多地把腐败看做一种以所得利益大小来衡量的程度问题，而非事关根本道德品质的是非问题（所以我们才常常会听到人们对某人因所收钱数较少而获罪的“惋惜”）。
如果大众文化真的对大多数种类的腐败麻木不仁，见怪不怪，我们就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有效的反对腐败、发现腐败、查处腐败的机制。因为腐败的行为无论数额大小、含义广狭，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通过对某种垄断权力的利用来为自身谋取私利，从而直接、间接地损害到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不仅包括一国经济效率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它严重腐蚀了一国民众对于政府公正、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对其经济体系可预测性、稳定性的预期，从而对其一般文化的正义性、道德性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与近年来颇得各界关注的“诚信”问题，应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建立在平等主体间相互交往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以横向社会关系、结构为主的文化价值，在以纵向社会关系、结构为主的文化中较难扎根，因为二者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纵向社会的法律、文化较多地关注其社会结构整体的稳定性，而非对其中个体的公平待遇。所以，在个别交易中对诚信原则的破坏，只要不立即影响到整个机制的稳定，远远不及对上下尊卑次序的蔑视更易遭到纵向社会主流文化的否认。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腐败行为似乎更容易找到同道。
况且，从历史来看，腐败常常被当作帮助维护政权稳固的工具（中国历代朝廷公开、私下的卖官鬻爵可为例）。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大一统的纵向皇权社会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地向横向的制约结构转化。但是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生根本转变。
如今，社会各界常常为诚信缺失而痛心疾首，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也都想方设法，改善制度，下功夫解决这个问题。对腐败的根治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深入了解，理性分析，才可能找出办法来，从根基上将其铲除。
腐败作为一种权力的伴生物，方法、形式、层次、程度千变万化，从来无法进行准确衡量。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的各种工具、方法，可以让我们大致地根据各种表象，间接证据，甚至民意测验，替代地衡量腐败的程度，特别是在不同部门、地区、所有制、管理制度之间进行横向的比较。这种比较的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或者是腐败产生的可能原因，从而减少这一问题通常附带的感情色彩、道德因素，甚至时不时被祭起的民族主义、政治信仰方面的“棍子”、“帽子”。
尽管本书讨论的主题是金融腐败，但由于我国大量经济体及其活动近年来还处于转轨时期，那些表面上处于市场竞争制约机制、貌似普通商业经济体的金融机构的活动，不仅无时无刻不处在政府“扶持之手”的“帮助”之下，而且常常陷于各类非法组织“掠夺之手”的阴影之中。我们希望通过《金融腐败》一书以及作者所尝试建立的指数工具，使人们对腐败问题有更深刻、清晰、定量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获得更多的智慧。
小平同志在25年前就说过：制度问题很重要，制度好了，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小平同志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语中的，振聋发聩。■
作者为清华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法学教授
（《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谢平、陆磊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