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通常遭到新闻舆论界的苛评。左翼和右翼联手批判大众富裕，而教会则从一开始就持敌视态度。就连印在《富即美》封底上的一条引文也说，“大力为无法辩护之事抗辩”。
商界领袖大多对自己的辩解没有把握。而对于反全球化人士、“利益相关方”和其他所有人的批评意见，他们都太容易光看表面。人们也能在担任歌剧院董事会成员的大亨身上看到这一点，这些人不敢对准马克思主义的制作人发出嘘声，惟恐被人认为没有修养或右倾，或二者兼有。诺思谈到“文化畏怯”，于是为少数经济学知识分子留下了辩护的余地。“务实的商人”把他们贬为充满空想之辈，、不切实际，而那些文艺版编辑也不理会这些人，认为他们是呆板乏味的申辩者。
还有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许多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并不特别爱好商业文化，甚至对此不太熟悉，一位最大力倡导撒切尔式资本主义的大臣讨厌购物。他们辩护说，资本主义是通往繁荣的道路，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或者说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也是我所强调的地方。理查德?诺思这本著作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接受大众富裕的社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文风有趣动人。该书封面上有一幅作者拍的照片，题为“高速公路服务处的妇女和狮子狗，法国，2003” (Woman and Poodle at Motorway Services, France 2003)。他称颂现代购物中心，并评论说，经济宽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如何相互尊敬”。他指出，“人们并不寻求快乐。如果他们有点头脑的话......他们寻求戏剧性、冒险、内心宁静、成功、赞誉、财富、权力、善意”。如果反对这一观点，“似乎就是很反常地否定生命了”。
诺思从内部了解这场抗议运动。他自己的大师不是弗里德曼(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而是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提倡废除传统学校的激进派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尽管他不再宣扬他们的思想，但仍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世界这么好，那么为何到处弥漫着如此紧张、不满的情绪呢？诺思试图对此进行解释。他先是奚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称其为“第一位时尚首相”，为了追求青春长在，在假日里穿得像个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如果布莱尔懂得法治、应有程序和公民自由的话，上述情况丝毫不会让我担忧。诺思接着谈到人们对权威的敬意下降，但接着，也许是意识到他有附和社会保守人士的危险，而他在该书之前部分还批评过那些人，于是他将话题转向了“富裕的突然性”。
如果由我来尝试做出解释，我会重点探讨管理咨询师和类似顾问无处不在的现象。政府正是听从这类人的建议，确立了大量正在破坏公共服务的目标。这类人的典型做法是，把原来的人事经理重新命名为“人力资源总监”，而这些人力资源总监更倾向于通过解雇员工、采取短期的成本削减措施来寻求解决方案，刚柔闭并用的方式也不能挽回多少。
人们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些“咨询顾问”的迹象。过去几周里，我入住的宾馆客房让我很不痛快，卡式钥匙打不开门，这张卡还控制着卧室的照明，而卧室动不动就陷入一片黑暗。他们的愚蠢行径还包括为了省几分钱，使用极其笨重的防盗衣架。以前他们曾规定，所有墙面上必须空无一物，因而去除了有用的衣帽钩，并迫使我们只能使用光线不足的台灯。而在百货商店里，某些部门被从一层楼搬到另一层楼，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诺思本人也常常在两个想法间徘徊不定。他一方面相信“各种挑战不断出现，使人生充满意义”，但另一方面又持自由论者的观点，认为我们并非全都得疯狂竞争，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悠闲度日。毕竟，只要搭上短途公交车或火车去乡间，大多数人可以享受乡间漫步带来的宁静和安谧。
这就是市场社会的美好之处，它为一些人留有余地，那些人愿意减少一些实得工资，换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或是更惬意的工作环境。问题在于，利用这种条件，或坚持让雇主提供这种条件的管理人员和职业人士这么少。
现代经理人抱怨说，不必要的长时间工作和高强度业务活动令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也许用进化生物学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对于经理人来说，正如他们的鸟类祖先为了博得雌性的青睐，大肆炫耀自己的羽毛（若非为了这个目的，这种炫耀是没有必要的），也正如他们早期的人类祖先通过狩猎本领或战争技艺来展开竞争，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他们的继任者也是早上7点去办公室赶东京市场开盘，或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桌，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想而聊以自慰：这些只是趋势而已，而随着新的一代代人变得富裕起来，他们中将有更多人坚持选择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