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和比较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李约瑟之谜”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在14世纪，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之所以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是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经存在了。事实上，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二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关于“李约瑟之谜”的破解，以林毅夫、钱文源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已经提出自己的假设，并且附以相当有说服力的阐释。
最近阅读了张宇燕和高程合著的《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感觉这两位作者似乎试图从另外一个层面探询着一个近似的主题——首先尝试剖析西方世界的兴起之谜，进而更加理性地分析和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失去自己曾经占有的领先优势地位？事实上，有关西欧国家为什么在16世纪以后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突进”这一命题，已经有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和阐释。
该书的两位作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斯密型增长、熊彼特型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库兹涅茨增长”或“现代经济增长”)和粗放型增长(也称量的增长和质的停滞)。斯密型增长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其后果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同时增长；熊彼特型增长的特征是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
单纯靠“斯密动力”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
作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迟至1750年，中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仍与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相近，彼此之间的差距甚微。此外还具有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并且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和制度的抑制。由此可知，当时中国与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大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两位作者的兴趣和研究重点在于，美洲金银大量涌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否可以被看作西方世界兴起之源？该书第三章到第六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用来支撑作者的基本论点。
其中第三章主要剖析美洲贵金属流入西欧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商人阶级的兴起；第四章通过分析商人阶级与王权之间的互动，说明新兴商人阶级对产权保护的需求是国家权力迅速扩张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第五章关注的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国家性质和产权制度的决定性变化，其中英国“光荣革命”是作者分析的样本；书的第六章重点分析与有效的金融市场形成相关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西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理论概括，并给出一些补充性说明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书中具体介绍了希克斯和熊彼特等经济学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起因的探讨，比如说希克斯认为商人阶级的兴起，是欧洲习俗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条件，他再三强调“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而熊彼特认为征服美洲后，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入美洲本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大大改变了事物发展的过程。流动资金的增加极大地加强了那些能掌握这些流动资金的统治者的地位，随之而来的价格剧变导致了社会的解体。这两方面的变化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形。
作者认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则的确立，经济结构和国家性质的变化，确立和维护了政府信誉。随之而来的长期国债等制度，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场的能力，同时国债的买卖也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形。财富的集中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大资产者之间的多次博弈催生出了较为可靠的私人信誉。私人信誉确立带来的规模效应促进了银行业的兴起，以及内生货币创造和市场融资等制度的形成。国家信用，尤其是金属本位制，逐渐使货币供给摆脱了贵金属的数量束缚。有效的资本市场使资金的借贷变得相当便利，从而带动了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创新活动。工业革命的兴起或西欧经济增长率的“起飞”由此得到解释。
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贵金属的偶然发现和大量涌入造成西欧经济增长显著超越世界其他部分的归因，但是也赞同贵金属的集中涌入有可能改变既定的财富结构和权力统治预期，可能会诱发阶级矛盾和利益调整。无论如何，笔者相信这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和思考的著作，通过有针对性的阅读，读者有可能会激发强烈的探究兴趣，从而获得新的发现和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