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已受到高度重视，图书的出版发行已被市场经济拉动得相当火爆的今天，连“法律史”这样的冷门学科也是论著迭见、成果丰厚。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不乏有影响的作品，但真正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使人耳目一新、引起强烈共鸣，以致不忍释卷者却实属罕见。马小红的新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构建与解析中国传统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就是这样一部难得的佳作。
该书最吸引人之处，是作者对近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法研究的方法与视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以西方模式、价值观为惟一标准而剖析、评价中国传统法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并具体入微地指出了这种牵强附会、僵化机械的对比所造成的人们对中国传统法的诸多偏见和误解。作者认为，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基本有两种方法：一是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二是以西学理论和方法诠释、衡量中国传统法，而后者无庸讳言已成为主流和时尚。他山攻玉无疑是相当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百余年来，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导致我们在对中国传统的不断批判中失去了“自我”。
通过整理20世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作者指出，一百余年来我们研究的最大失误在于，越来越强调传统的礼与法的矛盾和对立，而忽略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法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礼”，礼是法的精神的凝结和体现；研究中国传统法的难点并不在梳理浩瀚的资料和勾陈一些只留下蛛丝马迹的法条，真正的难点在于对礼的宗旨的把握和感悟；只有当我们理解了礼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理解了作为传统法的精神———礼的价值追求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到传统法的博大精深与开明之特征。
该书最令人感佩之处，是作者在笔下时时流露出的那种发自肺腑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它不仅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作者“从事法史研究和教学近20年，专精覃思、心无旁骛”所铸就的深厚而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一位已过不惑之年、几近“知天命”的法学学者淳朴而高尚的学术情怀。
作者认为，学术的发展总与时代息息相关。书中充分肯定了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的成效，特别是19世纪末，许多仁人志士向西方探索强国之路，学习西方的学术方法，吸纳西方的一些学术观点，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探索、学习与吸纳无疑为中国近代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法向近代的转折开辟了道路。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出现某些偏见和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作者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近代以来不少学者甚至学术大家如梁启超、杨鸿烈等有关中国传统法的部分论断提出了质疑，但是，她的动机绝非如当下屡见不鲜的为了标新立异或借批驳名家而显声扬名，而是纯粹出于学者的良知，不得不一吐为快。她的笔锋是犀利的，但她的心情是沉重的。
作者指出，百余年来，对中国传统法的一些独到之处，我们常常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给予消极的评价。例如受梅因的影响，我们对传统法中缺乏发达的民事法律制度而深感自卑，以致将礼俗附会为“民法”；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我们将“中国传统法缺乏宗教信仰的支持”、“中国传统法只注重法律的控制作用，而忽视或漠视法的价值”、“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无法的社会”、“中国古代有法律而无法学”等奉为“定论”或在教材中列为“通说”。作者以丰富的中国传统法的资料，在破除种种“定论”、“通说”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其不依傍于任何权威、独立探索的可贵品质；尤其让人敬重的是，作者在品评他人论断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提出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新的修正和诚挚的检讨。
作者认为，法的不同发展模式是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其中蕴涵着丰厚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梅因及孟德斯鸠所认为西方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东方法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及西方法优于东方法完全是一种偏见；法的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时代早已过去，法的发展模式应是“和而不同”；中国自清末以来对传统法的矫枉过正、使法的变革缺乏传统动力的支持，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法的变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在法的未来发展中，中西方传统法中的精华都可以作为现代法的营养而被汲取；今天的我们不仅有条件而且有责任对5000年的传统法进行发掘以贡献给世界，以贡献于未来。
在笔者看来，书中的部分论点也许值得商榷，很可能日后又将被作者本人进一步修正，但作者对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注、对学术操守与规范的严格护卫，确实是令人尊敬的。这部在法律史学界饱含深情的力作，的确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