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去年12月21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学第三届年会的闭幕式上，坐在我身旁的王一江教授对我说，转型问题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课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支持。比如，没有一本专业的学术杂志和致力于转型理论的研究机构等。我回答说，问题在于过度分散和合作不足。不过，虽然上海交通大学最近成立了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 经济学家对转型的理论研究的热情近年来似乎已经显著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短期（宏观）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依照我的观察，这个现象出现在1997年之后，在那一年的年底，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政策转入了力度不小的短期宏观操作以应对东亚金融动荡的冲击与余波。有意思的是，同样在1997年之后，遭受金融动荡打击的东亚经济却开始了对体制转型的更长远的关注与努力。
前不久，我在东京参加会议，亚洲经济的相互渗透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会议开幕当天的晚宴上，主办方“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所长青木昌彦教授邀请到了前亚洲银行经济学家、现任日本国际合作银行（ＪＢＩＣ）的著名经济学家吉富胜发表“餐后演说”。在这篇题为“中国要吸取亚洲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演说中，吉富胜教授强调，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体制特征是，它能充分利用东亚的储蓄率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深厚这些“禀赋”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这个体制的缺陷是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或制度的基础设施来抵御经济增长所要求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的风险。因此，东亚经济的最严峻的挑战是针对制度的，它需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和推动制度的转型，尤其是，需要金融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转型。
吉富胜先生的演讲被青木昌彦教授以“一生中听到的最重要的讲演”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事实上也成为与会经济学家茶隙必然谈论的一个话题。在会议组织的关于东亚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专题讨论中我也可以体会出，体制的改革或者制度的转型为什么是东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基本的共识也是1997年发生金融动荡之后经济学家取得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而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正如我在上文所言，1997年以后恰是话语发生了“转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与短期研究几乎取代了对转型问题的长期思考。其实，对这个现象可以提供的另一个证据是，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浪潮在过去五六年里逐步回落下去了，这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体制改革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投入的下降。
如果这样的观察是可以不被证伪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取向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高了。不用说，两者相互影响。但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的参与、分析与评论，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值得称赞的进步。必须有了这样的变化，才能有以后更重要的变化。因为现在的一代积极和活跃的经济学家只有担当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才可能有最大的贡献，这就是使命。这样的使命使他们成为中国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有这样的一代经济学家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才能有下一代或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去静心关注和研究更长期、更专业的理论问题，包括转型理论或“过渡经济学”。
在南方的复旦大学校园里就活跃着不少这样更年轻的经济学人。他们的研究更理论、更专业；他们开设的课程也更前沿和基础。关于他们，我曾经在《转型与增长》一书的前言里做过一些非正式的介绍，他们那时在“现代经济学工作室”这样一个概念下活动着，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今天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骨干。其中，陈钊博士是较为显眼的一位。陈钊于2001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被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聘为专职研究员，同时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小组的主要成员，与我一起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还与陆铭、寇宗来等发起并参与讲授《激励理论》等前沿课程。
在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发生“转型”的初期，经济学家对转型问题的理解大多建立在他们对市场制度的相对优越性的基本信念和概念架构之上，因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文献里，早期的研究多以简单的、激进的转型方式为结论，在政策上主张“大爆炸”式的一次到位的转型。然而，随着转型经济的转型过程的不断推进和转型经验的积累，主流经济学家对转型问题的认识也开始深入。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对转型过程的理论准备和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弄明白如何才能顺利地完成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有效率的分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
有了这样一个理论的短缺，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便越来越多地开始被经济学家用于研究转型的理论，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关于“转型”的特定的经济研究领域。基于俄罗斯和东欧经济转型的初步经验，特别是转型中所包含的诸多“关键词”，转型过程逐渐被经济学家想象成了与不同的关键词相联系的某个特定的过程，从而才真正积累起所谓“转型”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文献。陈钊在这部著作中所做的工作的理论意义就在这里。只是，陈钊把转型过程与他强调的“企业重构”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在陈钊的理论框架里，转型是用“企业重构”这个具体的过程来简化的。对于任何的理论工作，这样的“简化”是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一步。
陈钊的这本书同样依赖了对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经济转型的经验观察。经济学家一直怀有兴趣的是，激烈的产权改革或大规模私有化为什么在中国比在俄罗斯滞后这么久？如果没有维持现状的某种经济增长机制起作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的约束是无法解释这种持久的滞后的。顺便说一句，直到在最近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才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
理论上如何寻找解释这种滞后的原因成为陈钊选择这个研究视角的动因。陈钊相信，尽管回避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转型中的企业重构肯定有着独特的微观基础，因而中国的转型路径的决定过程很可能也是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这本书将企业的重构过程在理论上建立在了转型中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就业管制”这一有趣的微观基础之上，并通过动态最优化的方法分析和模拟了政府控制之下的最优转型路径的决定。
毫无疑问，以动态最优决策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路径的微观基础是本书的一个贡献。然而我还更想强调的是作者在把中国转型中的一些经验观察融入到理论分析中去的种种重要的努力。例如，作者注意到转型中金融部门的改革始终滞后，并认为这种状况可能对转型的路径产生影响。在本书中，这一观察是通过引入对非国有企业的“隐性税收”（同时也就必然地伴随着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而纳入到模型中去的。又如，政府对社会显性失业率的担心在本书模型中是通过把失业率计入社会福利损失而政府又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体现出来的，而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规模则被处理成为动态最优化问题中的控制变量。我想说的是，作者的这些工作体现的是新生代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在融入世界主流、走向国际经济学舞台的可喜信号。
（本文系作者为陈钊著《经济转轨中的企业重构：产权改革与放松管制》所写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