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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在何处:读《全球化及其不满》

虽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早已得到确认,但他再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的,并非他在信息经济学、劳动力市场分析等方面的贡献,而是有关全球化进程及其矛盾冲突等方面的真知灼见。

作为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近年来斯蒂格利茨在大众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所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成为大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他的观点常常是激烈而充满理想的。

和许多人一样,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个国家形成其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利用其比较优势时,全球化可以是收入显著增长的基础。如果发展中国家认真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它们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制定与实践过程,因此也遭到不少经济学家同道的批评和反驳。尤其是他有关全球化趋势及其政策效应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所持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斯蒂格利茨似乎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强调竞争过程的公平,反对用不同价值尺度和政策变异对待发展中国家。

在新近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中国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议题中都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的这些经验似乎都在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换的政策,这种可供替换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重的衰退以及在这些遵循IMF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中国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它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企图,保持对发展和转型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

在斯蒂格利茨眼中,政治的全球化并没有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一致,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的边界。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换的选择,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游戏的国际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是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其实,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应当如何使得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游戏的国际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

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好被动地接受它;就好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会对他们有益。可是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从全球化中撤出的先例——并且如果我们不能使得全球化更加有益,就会出现回潮。

但值得庆幸的是,去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了起来,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

当然,斯蒂格利茨在书中也表明了他对全球化的信心。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在构成上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达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力。

由于斯蒂格利茨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言论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存在着分歧,有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新左翼派的成员。无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否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他的批评和政策反思已经促使政策制定者进行审慎的决策和思考,这大概就是《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最为丰厚的贡献。

《全球化及其不满》斯蒂格利茨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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