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其分支如金融、贸易等在中国已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重本(农)抑末(商)的国度，琢磨经济问题的人从来没得到过近二十年来的这般荣宠。在大学，最漂亮的楼宇一定是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在电视屏幕上，经济学家的出镜率与政治家不分伯仲。在人们的心目中，经济学家又是身怀绝技的高手，他们既可“居庙堂之高”——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又可“处江湖之远”——为企业开方抓药。
经济学成为显学实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福音，这比让军事学、道学和斗争哲学乃至文学占据显学的位置都要好得多，尤其是对我们这个积贫积弱、迫切需要现代化的国家更其如此。
经济学既已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就当然成了热门人物。与此同时，考验也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即人们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是你必须说实话，第二是你必须说得对或经常说得对，第三是你要把握住某种“度”，别把自己搞成新闻人物。
毋庸讳言，能做到这三个要求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并不甚多，在这不多的人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本职工作是为高级决策者写“命题作文”的，这些命题作文就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同时他又是众多企业约请的顾问，是总理的座上宾；他还是几所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这样的角色使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也使他对中国经济问题拥有着更多的发言权。其近作《大道至简——讲给EMBA的经济学》即是数年来作者经济思想的一次完整而集中的表述。
《大道至简——讲给EMBA的经济学》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EMBA班授课的实录，共涉及八个方面的问题：历史的回顾与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就业战略、中国结构战略、中国资源战略、中国区域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体制改革，洋洋40余万言。
尽管本书是在EMBA讲堂上讲述的经济学，要顾及EMBA这些企业管理者的需求，但作者又绝不是像教书先生那样——虽然作者曾较长时期内在大学供职——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地念叨，而是讲得大气磅礴，纵横捭阖，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在讲到中国就业战略时，作者单刀直入地提出：“启动农村市场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主意特别简单，就是‘减少农民’”。那么怎样才能减少农民呢？又唯有城市化一途。而这种城市化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言的“离土不离乡”的伪城市化，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少慢差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重要的是要在法律、政策上为农民进城工作制定依据。在讲到全球竞争时，作者认为：各国官员在谈判桌前的讨价还价，本质上是在争取自己国民的就业岗位，其他都不是核心内容。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作者坚定地强调说：在企业中，出资人的利益是无可争议的占第一位的利益，而职工、政府、银行、上下游等的利益固然重要，但永远都不应该占据第一位，否则就不叫企业。在这一问题上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都该休矣。
做学问，贵在一个“通”字。惟有“通”，才能讲起来有底气，辩起来有依据，也才能让人听明白。《大道至简——讲给EMBA的经济学》在所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上都极为通畅，逻辑通，实践通，语言通，绝无一般经济学著作的拒人千里之感，反倒时时透出一种亲切感来，让人发出会心的一笑。
这就回到了经济学的本源。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经济活动，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因为经济这东西离每一个人都太近了而且太现实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都是根据常识来从事经济活动的。孔乙己识字多有文化，但他缺乏常识，所以鲁迅说他“又不会营生”，“营生”就是赚钱。而相当多不大识字的人因为通晓常识便能够腰缠万贯。所以说经济学应该是最为平易近人的学问，是在常识上提炼出来的学问，而不应该是玄学。现在不少经济学著作或论文比《国富论》、《资本论》、《通论》还玄奥，大有“与数学家试比高”之势，让非经济类专业毕业的本科以上学历的人都看不懂，这就有些背离经济学的本质了，甚至难免让人怀疑是否有些数典忘祖。
因此，只有回到“常识”的经济学才是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经济学，立足于“常识”的经济学家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经济学家。所谓常识，就是最为一般的道理，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的经济学家就是好的。多年来，经济学界的许多争议争执争吵都是因为当事人中的至少一方没有讲常识或者连常识也不懂才造成的。比方说谁都知道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常识吧，可到了某些人那里，这场革命的目的却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让中国人一直穷下去，不穷就不叫革命，不穷就不叫共产党，因此要“一大二公”，甚至怪兮兮地整出了一套“草、苗理论”。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并不是他讲了什么我们需要反复琢磨深刻领会才能茅塞顿开的深奥学问，而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严格地恪守着常识。随便翻开《邓小平文选》中的任何一页，你都会发现他讲的处处是常识。比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类的话。尤其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句，何其常识而又何其颠扑不破!这个世界上的人想事、做事的时候，都首先回到常识，我们也就基本上回到了人间正道，找到了褔衹。
每一次思考，每一番论述，每一个决定都按常识来，这看似普通，可要做到或做好是极不容易的，韩国围棋界有个李昌镐，行棋平凡得让我们国内的不少高手都觉得没啥可赞美的，可就是谁也杀不过他。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招都平凡，所以每一招都不犯低级错误，因此就能所向披靡。还回到经济上来，言而有信是常识吧，借债还钱是常识吧，雇人干活给人工钱是常识吧，农民工也是人是常识吧，别人的（包括大家的）钱不能白拿是常识吧，等等等等，现在的中国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还不能良好地按这些常识来办事，所以中国经济学家的第一要务是把常识说顺当。我们不否认做模型、画曲线的经济学家是在走大腕的路子，但模型也好，曲线也罢，它们都应该是构建在常识之上并能够解释常识的，否则我们不知道它们有何用处。讲常识，顺顺当当地把常识说清楚并依常识来做，可能不会一步登天，但至少不会一跌千丈，经济就能平稳运行，财富就能不断积累。举例来说，市场经济最最精髓的“交换”规则，就是最朴素的常识，原始社会后期的人们都懂得，而分工、竞争、诚信、让渡、均衡与非均衡、博弈、产权、公共品、治理结构等概念都是由交换引出的，可我们的经济学家如果背离了“交换”的目的是让所有参与者获利这一常识，而是反复强调“为了什么什么的根本利益你就应该吃些亏”之类的话，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那就不是交换而是欺诈和剥夺了。万变不离其宗，经济学家应该做的工作无非是不断地阐释常识的新形式罢了。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如同《大道至简——讲给EMBA的经济学》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最有价值的道理其实就是最为朴素的、让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能看懂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对人们的心智有用，对国计民生有用，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现实有用。“大道”本来就“至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