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
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10年前,茅先生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一直笔耕不止,最近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已故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日前,记者就新近出版的《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等书采访了茅于轼先生。
随笔的形式不拘泥,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讨得深一点
记者: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您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如果说,《生活中的经济学》是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来说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是“借别人的火烤自己的肉”,那么,《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更多地联系了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带有“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的印记。请您谈谈用随笔的形式讲述经济学有什么好处?这种形式与现在报纸上铺天盖地的经济时评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随笔的好处是比较随便、贴近日常生活,不需要非常严谨,文章不必写得四平八稳,而时评要尽可能减少漏洞,能照顾到各方面。随笔的形式不拘泥,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讨得深一点,尽管它有时候会有片面性,但对大家了解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会有很大帮助,我写经济随笔,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普及经济学知识。
记者:我常听到这样的观点:经济学讲的是大道理,对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大用处,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历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错,他们也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关心现实的经济生活的。对于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政策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的执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
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我们应该彻底扭转对自由的误解
记者:我在读您的这几本书中发现,您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了有关经济自由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爱这个人,你首先不要干涉他的自由”,“自由,才能提高经济效率”,“无端地干涉个人自由,代价惨重”,等等,这些看法能不能说是您对经济学的核心理解?
茅于轼:是的。应该说,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崇尚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是最没有自由的,主张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我敢肯定他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自由,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由经济,反过来说,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就破坏了市场经济。在我们国家,一些人对自由有一些误解,他们把自由等同于为所欲为。应该说,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我们应该彻底扭转对自由的误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每个人扩大自己自由而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写了一本《发展就是自由》,认为发展就是自由,使全世界对自由有了更深的认识。其实,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我们国家进行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就是不断地朝经济自由的方向发展。
道德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道德的实行应该有利于大众
记者:我发现,您对道德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中,您多处谈到了道德问题,并且您还专门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而道德问题通常是由哲学家、伦理学家来研究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为什么要关注道德问题?
茅于轼:其实,道德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几代人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要想富,首先要每个人都去追求财富,同时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而这个规则,除了靠法制,还要靠道德来约束。正因为如此,从最早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到近年来的哈耶克、布坎南,都有许多讨论道德的著作。我论述道德问题的基本点也是从经济学出发的。从表面上看,道德似乎与利益相对立,但是道德的实行应该有利于大众。这就是道德的功利主义解释。我讨论道德问题,就是想讨论在市场经济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特别是要说明为什么个人追求自利是对的,以及它的界限何在。
我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
记者:有人曾经把京城经济学人分为10类,即决策经济学人、会议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您同意这种划分吗?您自己又属于哪一类?
茅于轼:我看过那篇文章。我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我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记者: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只知道与金钱打交道的俗人”。您曾经在山西做过一个小额贷款的扶贫活动,有人说,这体现了您那老派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也有人说,仅一个人为道德奔走,并没有太大用处。您又是怎么考虑的?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吗?
茅于轼: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帮助别人的想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就用我的特长来帮助贫穷的人们。
我在山西做了一件扶贫的事,虽然事情很小,但做了好多年。我收集了一些钱,拿到农村去做小额贷款,从几百块钱发展到了十几万块钱,那么一个小村庄,有了这个钱,就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是很受欢迎的。后来,我又开辟了几个点。这只是一种扶贫的试探。(肖云祥)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