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的第二版，茅先生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增加了新的章节。这本从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浅出地探讨道德问题的书，一问世便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并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曾获得美国安东尼·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
记者：我感觉，道德问题通常是由哲学家、伦理学家来研究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道德问题的书？
茅于轼：其实，道德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几代人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要想富，首先要每个人都去追求财富，同时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而这个规则，除了靠法制，还要靠道德来约束。正因为如此，从最早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到近年来的哈耶克、布坎南，都有许多讨论道德的著作。我论述道德问题的基本点也是从经济学出发的。从表面上看，道德似乎与利益相对立，但是道德的实行应该有利于大众。这就是道德的功利主义解释。说到这一点，我还要感谢王国乡教授，是他最早提醒我关注道德的功利主义基础。后来沿着这个方向思考，路愈走愈宽，最后形成这本书。这本书最初的意图就是想讨论在市场经济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特别是要说明为什么个人追求自利是对的，以及它的界限何在。
记者：我在读这本书时注意到，您看问题的角度与一般人不一样，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过去宣传学雷锋的时候，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面前排起几十人的长队……这几十个人却完全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拣便宜的。”这种思维方式很独特。不过，我想您也不会反对做好事吧，比如，在非典肆虐的当下，一大批医生、护士表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很值得称道。您是怎么看的？
茅于轼：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做好事。在人与人不对称时做好事是必要的，表现为强者帮助弱者，富人帮助穷人。但让穷人去帮助富人就不符合道德了。从这里还能看到，道德不但讲利益，而且要讲公平。义务帮别人修东西，错就错在没有搞清人与人不对等时才发生道德问题。
在人与人对称时是不是有必要舍己为公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著名的囚犯难题。人与人虽然地位对等，如果各方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最后出现对一切人不利的局面。
比如，当前发生的非典疫情就需要一部分人冒着死亡的危险医治已经感染或者有怀疑被感染的人。如果大家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非典就会大范围扩散，对一切人都不利。此时出于公平的考虑，社会应该给这些敢冒危险的勇士、英雄足够的补偿。
记者：请您谈谈，在非典流行期间，个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的个人行为才是符合道德的？
茅于轼：个人最重要的是对公共卫生负责。万一发现自己有非典疑似症状，应该立刻检查，以免传染给别人。另外，对于是否允许医治非典用的紧缺物资涨价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不犯法，企业有权利这样做。紧缺物资的适当涨价才会迅速引导更多资源的流入，这是市场应该起的正常作用。禁止价格反应余缺状态，反而不利于调整非典所引起的资源配置。
记者：您在新推出的第二版中，主要作了哪些修改和增补？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茅于轼：这本书出版几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一些人已经轻易地放弃了传统的道德观，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片面追求物欲，甚至于损害他人的利益。我越来越感觉有必要对第一版作一些修改和补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道德研究中对功利主义有了新的解释：功利主义并没有错，但是它不仅仅是物质的。从这一点出发，在新版本中增加了“道德与快乐”一章。
记者：您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可是由于对快乐的研究，才发现我过去的许多想法都有问题，我推导得出的一些结论，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客观地看，它确实是对的”。您主要是指哪些结论？
茅于轼：在快乐的研究中我有许多新的发现。首先是关于经济学基本假定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假定人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又假定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解决如何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改进人们的物质享受，并且认定经济学是有益于人们追求快乐的。但是经济学的这个假定同时注定了人们将永远置身于痛苦之中，这是欲望无穷和资源有限所决定了的。这里的矛盾是由于把快乐和物质享受等同起来。这是当今社会上一系列方向性错误的根源。人应当追求的是快乐或者幸福，而不是物质。
把快乐和物质区分开来，而且我们要追求的是快乐而非物质，这展开了全新的一个视野。比如说，当今的教育只是教人如何写，如何算，如何学一个专业以谋生，而从来不讲如何得到快乐并且使别人也快乐。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一直是痛苦的事，老师只管教专业，他们自己也不懂得追求快乐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更不懂得在没有钱的增加时怎样能够得到快乐。这种误导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