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界，没有人不知道钱颖一，一提起钱颖一教授，人们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去美国学经济学，因为那儿才是经济学的真正“制高地”，也是那鱼儿能真正自由遨游的大海。而钱教授就好比是这个大海中遨游的一条巨鲨。
1977年，钱颖一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81年他本科提前毕业，而后就马上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为研究生，1982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0年开始，他开始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直至1999年，从1999年至2001年，他开始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又开始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从履历上看，钱教授的这番大海遨游是那样的一帆风顺，简直有地点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之嫌。从他1977年进入大学到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期间他只用了13年时间。从取得博士学位到晋升为教授，他仅用了9年时间。从他所受的教育背景和工作所在的学校来看，这片大海是那样令人辈羡慕和垂涎，因为它们当中无论那个都是响誉国际的一流大学，都令我们梦寐以求。目睹钱教授的这些求学和工作经历，一向不太主张出国的我，此时心中也不时闪现出去经济学前沿阵地溜溜的念头。
前一段时间，有幸看了钱教授刊登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6期上的文章《经济学科在美国》，我发现我的这种念头变得更加的强烈和清晰。
首先，要感谢钱教授，因为在该文中，他向那些有志于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指出了一个他们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用处也越来越多的基本事实，这当然值得我们仔细斟酌。因为他身处经济学“前沿阵地”的美国，他的体会当然比我们深切；他又是华夏儿女，他怎能不为祖国经济学的落后现状而无动于衷，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我不时看到他对我国经济学界的那份殷殷之情。
其次，要感谢钱教授对经济学中数学的关注和重视给了那些正在学习或将要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一个新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式。其实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是钱教授的首创，早在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smith)那里，他就曾关注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只是那时人们的数学水平都不太好，并且当时数学的发展还没有像今天这么迅猛、这么实用。博弈论(game theory)、非线性规划(non-linear program)、动态最优化（dynamic optimization）等一类数学工具也都是二战后才有的事。但是，看了钱教授一系列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论述，我发现隐藏在他字里行间的意思就是：数学能奠定和训练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这对如今的经济学学习者来说不知有多么重要。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大学时有，毕业时有，即使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学理工科的人跟学文科的人思维方式不大一样。总体的感觉是：理工科学生的纵向思维比较发达，想问题容易片面化、角度刁端，但是容易钻牛脚尖，他们说的话常常令文科学生感到摸不着后脑勺。文科学生的横向思维比较发达，想问题好象面面俱到，但是又不深刻，存在很大漏洞。一个常常见到的场面是，文科学生讨论异常激烈，话题涉及天南海北、文、史、哲、古今中外，而理工科学生的讨论则常常各自为战、互相秉持自个观点、决不苟同，甚至情急时刻会显得有点血气冲动（借用凯恩斯语）。如若文理科学生一块辩论，结果常常是互相难以说服对方，最后不欢而散。
问题就在于两者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而之所以会造成两者思维方式如此迥异，原因就在于两者的知识结构使然。文科学生的课程以文、史、哲、地理等内容为主，这些知识内容驳杂，以现象、事实和经验性知识为主。因此，高中分科时，要求文科学生记性好、笔头好就可，当然能言善辩、博闻强记最好。而理工科所学的内容以数学、化学、物理、生物为主，这些内容以理见长，要求学生洞察细微，重在现象和事实背后，因此，理工科学生要求计算能力强、思维高深就可，不善言辞倒在其次。从各自所学这些课程来看，文科学生所学的文、史、哲、地理与语文相关度较大，化学、物理、生物与数学的相关度较大，其实说白了，文科和理工科学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数学好不好，于是，有的学校就干脆以数学成绩作为划分文、理科的标准，结果，文科学生普遍数学不好，理工科则水平较高，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对钱教授来说，也许就是这样，他本科时受的是数学思维的训练，硕士是受的是统计学和运筹学的训练，博士时又受的是规范的经济学思维训练，这种既有数学基础，又有方法论指导，还有规范的经济学训练正好构成了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所需的合理的知识内存。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说的是地理环境对树木成材的影响作用。同样，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所接触到的知识就是这种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对一个人的成才同样重要。这正如食物会影响人的性格一样，北方人喜食面条、吃大葱、大口喝酒，所以，北方人性格豪放、直来直去、脾气倔强、爱憎分明；南方人喜食大米、吃鱼吃肉、烹调味淡汁多，所以南方人性情温善、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外圆内方。这种情况，如放在经济学的框架里，就是不同的假设将导致不同的结论。因此，经济学告诉我们，假设至关重要，这不无道理。
最后，还要感谢钱教授，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告诉那些有志于去美国深造的人一些他们不知或者知道的不多的东西，使他们能够除却有色眼镜，更加现实地审视和看待美国的经济学教育。比如，美国大学经济学科的设置，国内与国外金融学的区别，如何写申请信等等。尤其让我感到有所启发的是美国的博士教育方式与我国的巨大反差。
第一，报考的程序就完全不一。他们不报考导师，只报项目。因为他们的导师并不一定有项目，就一定能带博士生，而助理教授也不一定就没项目，就不可以带博士生。而在国内，报博士不报导师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的优点：第一，表明你有攻读某导师博士的主观愿望，这相当于结婚申请一样，表明你有这样的主观意向，也象做生意一样，这带有offer，也即发盘的性质，这样，在今后的学习中你也许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你的课程和专业。第二，报考导师能透露你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这样，也许便于导师因材施教，也便于自己成材。还有，报考导师也是对导师的尊重和认可，因为经济学的薪火相传没有他们是万万不行的。
第二，是他们的博士教育在前半段采取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后半段采用个人指导，这自然有它的优势所在。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云集，经济学专业普及，他们有进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主、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在美国对经济学的需求和供给两旺，采用报导师这种制度安排成本奇高，无论是对信息搜集来说，还是对学生与老师的接触来说，都是如此，而这两点在我国尚不具备。
从更深层次来看，以上两点是否有着更深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我国是关系社会，关系在招生、教育、就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考博士不报考导师绝对是不理性的表现，而美国是法制社会，制度比关系更重要，因此，采取报项目既公平又民主；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时间很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社会相对稳定，人口迁移少，规模小，所以关系的重要性大。美国是移民国家，没有太长的历史，人口迁移多，规模大，关系难以维系，因而依赖制度既显公平，又成本低廉。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教授不是有个概念叫“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吗，它的意思是人们过去所做的选择会影响到以后的选择。看了钱教授的这篇文章，我对这一概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路径依赖”现象比较明显，因而，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阻力大、成本高，而移民国家、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路径依赖”现象不明显，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阻力小、成本低。博士招生制度是这样，我国的教育体制是这样，不知到如今我国改革进程难以推进是否也是“路径依赖”在作祟？
